作者：巴扬

自从在1985年出版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时起，珍妮特·温特森就如一颗突然闪现的星球，凭借耀眼的火光闯入了读者的视野，并用蓬勃的文字生命力日渐巩固了独属于她自己的文学坐标。英国《独立报》将她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美国《纽约时报》亦将她评为“当今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如今，这位年过60的作家依旧笔耕不辍，同时担任曼彻斯特大学的写作课程教授。在当代，珍妮特·温特森无疑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在35年的写作生涯中，她的讲述像是鼓舞人心的救赎，永不厌倦地阐释着“爱”的妙义。而拥有文字魔力的她也如同一位慧眼独具的预言家，总是遥遥领先于社会潮流，用她的故事水晶球呈现出超越时代的真相。

人生不是垃圾桶，是地图

1959年，珍妮特·温特森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不久便遭年轻的生母弃养，被领养至宗教氛围浓重的家庭。生命之初这一段不寻常的变化，如同“往子宫里扔了一枚炸弹”，使温特森的人生就此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段落，留下了辐射深远的疑问和空白。她在回忆录《我要快乐，不必正常》（2011）中详细描述了“弃婴”与“领养”身世为她带来的长久困扰，将这样的人生开启方式描述为“读一本缺了头几页的书”，坦言由此带来的心灵失落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领养就是身在门外。你会表现出无所归属的感受……你无法相信会有任何人爱原本的你。”生命初期的重大变故无疑给予了温特森重要的素材，成为她日后反复书写的命题，在诸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1985）、《给樱桃以性别》（1989）、《苹果笔记本》（2000）、《守望灯塔》（2004）、《时间之间》（2015）等多部作品之中，都有着弃婴出身的主人公和领养的情节。

而后在养父母的家中，珍妮特遭受了人生中的二重伤害。养母温特森太太一生痴迷宗教，禁绝人欲，对待珍妮特刻板而严厉。她生性悲观，不热爱生活，灌输给珍妮特的宇宙观则更加奇异——在她眼里，宇宙就是一个“浩瀚的垃圾桶”，而且还关上了盖子，没人逃得了。她还强烈反对珍妮特读书的行为，甚至剥夺她心爱的藏书，付之一炬。儿时的种种困难让温特森从故事中寻求慰藉，故事帮助她修复现实、看到希望、不至于迷失，但在经历了焚书事件之后，她下定决心自己写书。“讲自己的故事”不仅能帮她逃避养母的可怕“叙事”，更成了她的一种生存方式。即便在2007年前后饱受疾病的折磨，珍妮特·温特森依然奋笔疾书，写出了包含《时钟之屋》《狮子、独角兽与我》在内的童书和圣诞故事。

面对养母“浩瀚垃圾桶”的宇宙观，珍妮特·温特森无法认同。虽然自身的生命“故事”从婴儿时期起便遭遇变故，又继而在成长中受到损伤，珍妮特·温特森却以顽强、乐观的精神，选择“改写它们”。在与养母产生了严重分歧后，她拒绝妥协，勇敢出走，前往牛津求学并追求真爱，由此走上作家之路。面对漫漫人生故事，温特森始终将讲述的话语权主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温特森曾借人物之口言明：“我想要的都切实存在，只要我敢去寻找……”在自传中，她也同样直言，她将自己的人生看作一张无限展开的地图，这张地图不明确通往任何地方，不止有一条路径，也不止有一个目的地。“我一直都很乐观，这是我最大的力量。”这份乐观的力量不仅塑造了一位独特的作家，更为她的作品凝结出闪闪发光的独特内核。

不设限的爱是世间良药

对作家而言，自身的经历常常成为重要的写作资源，这一点对珍妮特·温特森来说也不例外。在她的作品中，时常能窥见作者本人经历的倒影。

例如在《给樱桃以性别》中，有一位居住在泰晤士河边、名为“狗妇”的女巨人，因为“体形大于她的世界”而倍感痛苦，这一灵感正来自于珍妮特·温特森的养母温特森太太，是对她的性格与特质进行的又一次诠释；而在《时间之间》里，温特森看似在借用“弃婴”的故事书写错位与迷失状态下的人们，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经历的迷失进行书写。然而，纵观温特森的“故事会”，在诸多被用于创作素材的个人经验之中，被书写最多的，无疑还是那个耳熟能详的永恒主题——爱。

温特森曾回忆道：“我从不相信我的父母爱我。我设法爱他们，但徒劳无功。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会如何爱——付出爱与接收爱。我着了魔似的、巨细靡遗地书写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它是最高的价值。”在小说《守望灯塔》中，她借着角色之口道出爱在她的心中的崇高价值：“我曾经相信爱是至高无上的，我现在仍然保持着这一信念……爱一旦烧尽，这星球也就死亡了。”她的作品中贯穿着对“爱”的求索与思考，关于对爱的追踪、诱捕、失去和渴望是她永不厌倦的写作主题。她在《写在身体上》里提出“为什么要用失去衡量爱”，探讨人类“失去爱”与“追寻爱”的困惑。而在《时间之间》里，她一边对莎士比亚的经典进行重新想象，一边持续追问着“人们需要多久去重建爱和生活”的问题。

在温特森的笔下，爱有着众多的形式，包括浪漫的爱情、激烈的性爱、对朋友的爱、对孩子的爱、对宠物的爱……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根源，一起指向“对生活的热爱”。这位在年少时便饱尝爱之失落的天才作家，不仅用或温暖或冷峻的笔触，孜孜不倦地详细描摹“爱”的形态，她更将它看作一种绝对自由、超越一切的事物，正如她所言：“这世界没什么，是爱造就了它。”“这世界消失得不留痕迹。只有爱还在。”

温特森曾在世界潮流犹自保守的时代，因性取向问题与小说中的笔法而饱受争议，人们为她的写作贴上格外醒目的“性别”标签，探寻她的同性恋身份，猎奇、考究作品中爱的主体究竟是男是女，而在大体上忽略了作者对爱的本质内涵的强调。针对很多人对待“爱”的苛刻标准以及作茧自缚的刻板印象，珍妮特·温特森曾在采访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她认为爱本不应被范围限定，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人们仍被一些模糊的界限所牵绊，委实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我们用许多种迥然不同的方式讨厌着彼此，却只会用一种狭隘的、俗套的方式去爱彼此……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多地去专注于爱和释放出爱会更好，而不要总是担心我们爱上了谁，我们为什么去爱。”

温特森用写作实践着她的价值观念，力证爱不仅有着超越一切的宽广维度，更是修复这世间万物的良药。2015年，在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去世400周年之际，温特森参与了霍加斯出版社的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剧作计划。她将莎翁的《冬天的故事》放在当代的语境下进行重新创作，《时间之间》由此诞生。温特森在书中提到，莎剧常以“复仇”“悲剧”和“宽恕”作为结局，《冬天的故事》选择的正是“宽恕”这一种。《时间之间》便隔着时间的跨度，与这个宏大的主题遥相呼应，围绕爱的妙义和宽恕的力量展开，“只有原谅宽恕，时间才会继续，生命才能向新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温特森本人最终选择的人生态度。在写作回忆录《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期间，她曾经历了一次彻底的精神崩溃。2008年，她企图通过自杀来终结痛苦，却因意外而未能成功，“像是被给予了第二次机会”，她由此决定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而后她写下了童书《太阳之战》（2009），将孤儿身世的痛苦与对爱的渴望化作文字，渐渐再度拥有了对情绪和心灵的掌控力。“我们将学会如何去爱。”最终，她对身体内那个发疯的“怪物”如是说道，原谅了曾经伤害她的一切，与自己的生命达成和解。

社会与文化潮流的预言家

尽管在讲述虚构故事方面驾轻就熟，珍妮特·温特森却从未脱离非虚构的世界，她本人曾在采访中说：“写作的挑战就是寻找到思想、情感和人类状况的本质。”她时刻关注着现实，与热点议题与事件保持同步，在英国《卫报》等媒体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并于2018年出版《无处不在的勇气呼唤勇气》（Courage Calls to Courage Everywhere）一书，汇集了她对近年来英国女性权利运动的回顾和反思。工人阶级、左翼政治、性别酷儿、动物权利、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英国脱欧……温特森对这些热点话题总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在35年的创作生涯中，她的小说也对如今的许多重大社会议题早早做出了预测。

在1989年的《给樱桃以性别》中，这份前瞻性便已初露头角。故事借助一位女性角色，预言了“反抗灭绝”的抗议和占领运动，巨人突袭世界银行、五角大楼等资本主义发展重地，把身着西装的男人塞进麻袋，温特森以此暗示了资本主义对环境带来的影响终会引发运动，就如今日西方此消彼长的环保抗议一样。而《写在身体上》则在赞颂“爱”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时，刻意将叙事者的性别模糊化，令读者一时难以辨别故事的情感主线究竟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在如今的英国，性别身份问题已然得到了大众的普遍重视，然而在《写在身体上》出版的年代，“性别身份”与“性别流动性”的概念远未为社会主流接纳。“我所期望的一个时代是，大家都不把性取向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性取向是一个光谱，而不是一组二元对立，人们是可以在这个光谱里有一些游移的。”这是温特森一直持有的观点。

同样的，《苹果笔记本》（2000）借用了当时尚未普及的计算机互联网来作为故事讲述的媒介，预言了未来虚假新闻泛滥、难辨真假的景象，也即我们的而今状况。而2007年出版的《石神》（The Stone Gods）则是一部“后启示录”类型的爱情小说，用后现代主义体裁隐喻了历史的轮回趋势和人类“知错不改”的属性。

在温特森最新的小说——于2019年出版的《弗兰吻斯坦》（Frankisstein）中，她再度通过她那精美的故事“水晶球”，对人类近未来的发展提出设想。这部作品是对玛丽·雪莱的经典小说《弗兰肯斯坦》的重写，故事的背景被设定在当下人工智能时代中脱欧的英国，内容涉及了跨性别、跨人类等惹人关注的“时髦”议题。而对于同样引发热议但还未在此书中探讨的基因编辑技术，温特森表示也想要写写它。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工人阶级女性、一位同性恋女性，珍妮特·温特森对自己的政治倾向直言不讳，并热情地投身于公共讨论之中。长期以来，她像是一位永远向前迈进的小说家，不断地用她独具一格的文字驱动着社会与文化的潮流，不仅能用坚持不懈的写作对人类未来图景做出展望，更切实地通过她的书写参与、推动着社会的改变，特别是在与性别相关的事物方面。珍妮特·温特森曾在采访中谈及，小说家们生活在现实之中，必然会拥有政治性，而他们同样可以借此尝试影响世界。而她自己，无疑也正是这样去做的。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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