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与阶级绑在一起的黑皮肤

当“五月花号”缓缓驶向新大陆的时候，广大位于非洲腹地的黑人，恐怕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命运也将随之发生改变。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参与北美的拓荒与革新运动，而是比在欧洲为奴更加悲惨与绝望的命运。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北美大陆上最早的黑人奴隶是1619年被贩卖而来的，比“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还早了一年。这一批黑人只有二十多人，但在此后不久，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被奴隶主从欧洲与非洲直接转运至此，邪恶的“三角贸易”航线逐渐形成。

从进入北美开始，黑人就被打上了“奴隶”的烙印，他们往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给白人奴隶主干着最辛劳低贱的工作，却依然被随意打骂凌辱。这些非洲黑人移民被视为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他们原本在非洲草原与密林中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却被迫卷入了世界资本贸易体系的构建过程，而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被压榨与欺辱的不幸者。

对那些奴隶主而言，黑奴只是动物一样的商品，根本没有灵魂，不需要去理解和尊重。因为黑人不占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只能顺从白人奴隶主的苛刻要求。而由于缺乏教育与文化，当时绝大多数黑人也无法表达与记录自己的生存状况，只能用音乐来抒发内心的痛苦。但与那些常年生存于恶劣环境中的黑人兄弟相似，他们依然有着苦中作乐或自我戏谑的态度，所以早期北美黑奴之间流传的音乐，大多在短暂的快乐与持久的忧伤两种情绪之间摇摆。然而，经历了文艺复兴洗礼与冒险精神激励的欧洲移民们，却在文艺作品之外，追求着庞大而嗜血的黑奴贸易资本，并通过压榨黑奴获得资本的原始积累。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几乎每个国家在文明早期，都有着漫长而血腥的奴隶制时期（当然奴隶制未必是一种社会制度，我们不必简单地将某个历史时期视为奴隶制社会），但像美国建国之前就把奴隶身份与某个种族绑在一起的做法，实属罕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与起源于欧洲的黑奴贸易有关，但也的确有历史的偶然因素。正如欧洲移民殖民新大陆属于人类历史上空前之举一样，大批黑人被贩卖到新大陆，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低贱的社会地位，也是历史空前罕见的现象。只可惜，这次历史的偶然造成的，是数代黑人的血泪史，而且这些悲剧的影响延续至今，依然在不时撕裂着美国的社会舆论。

在白人奴隶主的血腥压迫之下，大量黑奴奋力抗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发生过五十多起黑奴起义事件，其中最知名的当属1739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卡托起义，在种植园中不堪暴力奴役的黑奴攻占了武器库，并与白人军队发生激战。但是，这些抗争全部失败了，不仅没有改变黑奴群体的命运，反而遭到了白人奴隶主更残酷的报复与压迫。很多黑奴不堪压迫，也无法反抗，只能选择逃命。

但对奴隶主而言，黑奴是他们不能丢失的生产资料，就如同牛羊牲畜一般。为了巩固统治，白人奴隶主在1793年制定了《逃亡奴隶引渡法》，以法律的方式彻底明确了黑奴的低贱地位，而且那些敢于反抗与逃亡的黑奴，可以被随时抓捕与处置。南方种植园主尤其非常需要这样的“文件”，从此之后，他们更可以肆无忌惮地视黑奴如草芥，可以让黑奴为他们创造更多物质财富，而自己却可以始终保持“高等”的阶级地位。

当然，美国社会也并非铁板一块，随着形势的变化，如此法案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尤其是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大量读者为书中善良隐忍的黑奴大叔的不幸命运洒下热泪，更加剧烈的抗争也随之而来。

斯托夫人描写黑奴命运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插图

从南北战争到黑人文艺复兴

众所周知，南北方关于是否蓄奴的争议，最终打响了美国内战。1862年，林肯总统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后，虽然奴隶制并未被真正废除，但毕竟开启了保护黑人尊严的先河，在当时堪称极具历史长远眼光的壮举。经过一百多年的世事沉浮，一些心存人道观念的白人，开始意识到白人对黑奴的压迫行为是不合道义的。

与林肯在社会层面的改革相辅相成的是一些呼吁废奴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但是，包括被后世誉为名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些作品只是从人道与同情的立场上呼吁世人关心黑奴命运，却意识不到这些罪恶产生的根源，更无法给黑奴的未来命运指明道路。斯托夫人的想法是单纯善良的，她甚至幻想用基督教的精神来改变黑奴命运，让基督教会帮助黑人重返非洲家园。然而，当时美国所谓的“新教伦理”本身就是与资本原始积累紧密绑在一起的，它们形成了从资本到文化层面对黑人群体的全面压抑。即便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黑人的独立之路仍然漫长，虽然他们终于能逐渐摆脱奴隶身份，但在社会地位上距离白人仍有十分巨大的差距。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针对黑人设置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在很多方面压榨着黑人的生存空间。黑人乘坐公交车，不能离开自己专属的“座位”，黑人去餐厅吃饭，也不能“闯入”白人享有的自由空间。至于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待遇，更是与白人的生活条件相距甚远。虽然名义上的低贱地位不存在了，但大量白人对黑人的偏见与排斥心理依然长期存在。

然而，随着城市化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大量生活在小城市与大城市边缘的黑人，逐渐进入城市的核心区，并在一批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黑人作家的带领下，冲击着美国白人控制的主流文化场域。其中最蔚为大观的文艺现象，就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纽约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也被称为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在这片位于纽约哈莱姆黑人聚居区的狭窄土地上，一批敢于直面黑人生存现状、追问种族差异问题根源的作家站了出来，其中最知名的黑人作家是兰斯顿·休斯。他认为黑人不能继续逆来顺受下去，而是要争取与白人一样的权利与地位，还要鼓励更多黑人走向文艺创作的道路。

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1902—1967）

作为一位了解黑人悲剧命运的诗人，兰斯顿·休斯对同胞的感情是炽烈的，却又是节制的，这与那些只是情绪激烈的黑人抗议者不同，也让美国白人文化圈看到了“异样的风景”。在诗歌《黑人谈河流》中，他忧伤而优雅地回忆着黑人文化如同河流般的蜿蜒岁月，又想到千万年来文明演化的结果，竟是残酷的种族隔离与歧视，思想情绪便更加复杂，也让其诗作始终笼罩着一种哀伤气氛：“我瞰望尼罗河，在河畔建造了金字塔。当林肯去新奥尔良时，我听到密西西比河的歌声，我瞧见它那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下闪耀的金光。我了解河流：古老的黝黑的河流。我的灵魂变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其中写到的“古老的黝黑的河流”，的确如同美国黑人几百年来的宿命与抗争，虽然婉转绵延，却依然未能奔流汇入大海，现实的崇山峻岭还在阻隔着黑人追寻自由与尊严的步伐。

虽然这场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很快便偃旗息鼓，但兰斯顿·休斯等黑人作家还是引起了白人文化圈的注意，并一时吸引大量美国都市居民驻足观看。在话语权的争夺上，黑人文艺群体依然是边缘的，但仅仅是这一占据着边缘的身份，也给过去白人主导一切的文化场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但是，这些冲击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并非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它并不意味着黑人文化对多数白人构成了吸引力，更不意味着黑人占据了可与白人文化比肩的文化领导权。正如专注于美国文学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张强教授在《哈莱姆文艺复兴背后的文化心理》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表面上是作为边缘话语的黑人文化成功对抗白人主流话语的结果，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则是久居都市的美国人对钢筋丛林、冷漠隔绝的不满和对田园风光，脉脉温情的追忆与向往”。事实上，包括这场文艺复兴运动在内的诸多黑人文艺现象，能赢得白人群体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误读”，是久居都市的白人中产群体想象“边缘人”的结果。在美国当代社会中，这样的“误解”及其引起的分歧，依然长期存在。

漫长的抗争宿命之路

数百年来，黑人争取自由与尊严的努力从未停止，与之相伴的争议与正义也始终存在。从马丁·路德·金的抗争，到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短短几十年，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的包容度在增加，但反对种族平权者的不满情绪也更加强烈。

不少被坊间称为“白左”的美国中产白人群体，的确具备一定的人道主义情怀，还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同理心，他们理解黑人群体在社会上遭遇的不幸命运，甚至要把曾是罪犯的黑人弗洛伊德上升到“英雄”的高度。但是，白人群体中仍有大量站在本阶级立场上的声音，他们或许并不否认黑人维权的价值，但对方一旦危及到自身利益，仍是避之不及的态度。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有“同理心”的白人群体，看到种族问题分歧时，往往也是上世纪纽约城市居民看待哈莱姆黑人作家的态度——想象中的“边缘人”，看起来是人道的，有同理心的，但最终还是不会脱离自己的阶级来看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弗洛伊德之死事件也好，历史上那些黑人维权事件也罢，其遭受的非议，与黑人在美国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命运有关，与他们先辈在几百年前遭遇的不幸历史有关。尽管表面上的枷锁被拿掉了，但不幸的历史记忆很难消除，社会上长期以来的偏见与歧视观念依然长期存在。美国社会要修复历史上种族隔离与歧视造成的伤痕，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更多黑人努力摆脱自己身份上的“肤色/阶级”的同构关系，能有更多人跻身高层次的教育、就业等领域，才能逐渐摆脱曾经那些不幸的宿命，这也是看似无声无息、实则效果最佳的“抗争”——在这条“抗争宿命之路”的荆棘丛林中，唯有自强不息的旗帜是不能丢弃的，来自他人所谓的“同理心”恐怕终究只是一面残破不堪的旗帜。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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