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经86岁了，一些当年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

插图 王金辉

≪ 高三冲刺 ≫

高三上学期，各门课都已讲完，下学期就是为高考准备的。备考，各中学都有自己的妙招，最主要是聘请名师“代课”，那是一批专为高考代课的名师。他们都很忙，往往一天要在好几个学校上课。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陈的化学老师，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踩着上课铃声走上讲台，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下课铃一响，正好讲完内容，也整整齐齐写满两块黑板，依然一身笔挺西装，一尘不染走下讲台。这位姓陈的老师可真是“神人”，拜他所赐，我的化学考了92分的高分。

还有一位英文代课的唐老师，本职是北方交大教师。他给我们上课的内容，主要取材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等于是一边讲英文一边讲时政。果然当年高考题里就有不少与抗美援朝有关的词语，如“志愿军”、“美帝国主义”、“走狗”，乃至李承晚、麦克阿瑟、李奇微这些名字，都没有难倒我。

还有一位物理老师，他一身黑布棉袄棉裤（缅裆裤），操着一口山西方言，活脱一个山西老农。他来代课似乎没有任何准备，只说，我给你们说说近代物理吧。他讲了原子构造、裂变，讲了居里夫人的贡献，以及钱三强、何泽慧的发展，高考果然有考这类题目。

还有一门“政治常识”，这是公立学校的长项，高中就有这课程，由政治老师和校长主讲，内容切合时政，又补充了几篇毛主席著作，考试加分不少。

≪ 填报志愿 ≫

1952年以前，北京的中学男女分校，我所在的是男五中。高考报名是在中学填写志愿，华北华东和华北东北两片的学校和专业自己选择，当年参加联合招生的华北区有京、津、晋、冀（含平原省），共27校的232个专业（包含二年制专科），其中在北京的就有12所，占了将近一半。共报五个志愿，当年的男校，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有志愿导向。那时抗美援朝结束，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急需大量工程人才，所以报考导向都是工科，别说文科，连理科、医科都不在导向以内。为此专门组织我们去参观北京大学工学院，此校在西直门内原端王府，清末拆去，改建为高等工业学堂，一片灰砖欧式楼房，气派很大。学院中有建筑工程系，我本想学文史，但随行参观到建筑系时，眼前一亮，墙上挂着学生作业，有各式房屋设计图、渲染图、素描水彩画；参观美术教室，看到多种石膏像，原来这名为建筑“工程”的专业，实际有不少人文因素，于是下定决心报此专业。报名表上可填五个志愿，我和几位同学商议，选一般大学冷门专业为四五志愿保底，二三志愿力争，第一志愿下不了决心，决心“赌一把”，报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1952年北大建筑工程系并入，改称为建筑学系）。父母希望我学医，我没兴趣，为满足家长要求，第二志愿报了天津医学院，第三志愿填了一个航海学院，四五志愿都是一般大学的冷门专业。

志愿表填好装入档案，便是录取的依据。接着就去报名，地址在北大二院，原清代四公主府，后来的京师大学堂，五间古式大门内，几张桌子一字排开，因为是统考，所以不要户口本，唯一的凭据是高中毕业证书，验证很仔细，把一张一寸照片对照本人无误，当面贴在准考证上，盖上蓝色骑缝章，交了报名费和试卷费，盖了一个收据章，就算是报名合法了，可以入场考试。准考证上没写考场，是临时派位。这么严肃的准考证居然印有误差，原来印的考试日期是七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而在右下角却又有三行小字，把日期改为了七月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其实廿这个数字用在这里也不规范。这张准考证可称得起中国高考第一“八卦”证，当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 备考攻略 ≫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一个月备考，要考八门，其中数学包含有代数、平面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立体几何五科。中外史地包含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共四科，共计十五科，显然不可能全部深入复习。我的攻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必保几科，争取几科，放弃几科。化学有底必保，生物、政治常识内容单一，下功夫死背也能得高分。物理有“山西老农”老师补习的近代原子部分估计可以加分。国文自认是我的长项，可以放心得高分。我最头疼的也是学得最差的是数学，我决心放弃三科押两科。我相信“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道理。在最后半个月里，早起从家里拿两个馒头，一头扎进北京图书馆，整整一天我用来死背课本，直到晚上闭馆才回家。考试的不少答案我都是这样背下来的。

≪ 两天考试 ≫

当年的北京考场集中在北京铁道管理学院，这个学校位于李阁老胡同和府右街转角，校门在李阁老胡同，院里有几座平房大教室。它的前身是清末和民初的邮传部、交通部，临府右街是一座豪华的三层欧式大楼，后来成为铁道学院正门。考生进前门，验证了准考证，核对了照片，留下书本、笔记本，只准带一个文具盒，检查后留仅需的几件文具，绝对不准带纸片。检验完毕发给一个考场座位卡，考生对号入座。这个卡非常重要，因为在座位上已经放好了你的考卷，卷后有密封的名字，判卷后揭开封条，你的名字和座位号必须一致才行。考卷都是密封的，开考后开封答题。每节一小时五十分钟，迟到十分钟即不准入场。

第一节考数学，我心中有“数”。放弃两门，专做两门，估计可得40多分，后来入学查卷得知46分。数学考试是一个“下马威”，考完的当时就有几人放弃了后面几场考试……一个考场大约三四十座位纵行，行间大约1米，防止侧目偷看，场内两名监考老师，室外两名巡查老师。门窗紧闭，正值七月下旬，酷热难当，我所在的考场就有一名女生中暑晕倒，抬出了教室。

第二节考国文，试题前部分为国文常识，有文言文断句、成语填空等，占40分。后部分是作文，占60分，题目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我狂妄地认为，我高中作文每篇都是班里的范文，此作文我必得高分，结果却是审题错误，栽了跟头。这本来应当是一篇抒情的散文，必须真实，事要真，情也要真，例如鲁迅的《一件小事》。我自作聪明，写我听了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因而难忘，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对战争一无所知，听了报告就“难忘”，明显不够真实，瞒不过判卷老师。好在文字本身还算通顺，又加前边的国文常识，勉强得了72分。

化学考试我要感谢代课陈老师押题准确，我得了92分。因为“攻略”发挥作用，我的生物和政治常识考试也得了高分。其他各科也还可以，合计下来估计能有580至600分左右，二三志愿应该不成问题。

≪ 张榜录取 ≫

七月二十四日考完，一个月后八月十八日发榜录取。当天各大报纸都发专版公布录取名单，同日各校把录取通知书也就是入学报到的凭证，以挂号信寄到考生家中。清华大学的通知书是一个普通的信封，上面竖写，某某君收。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白纸，油印字，“某某君，你已被录取到我校，空处用钢笔填写某学院某系，请于某月某日报到”，下面盖一个校章。这张油印薄纸终于使考生们取得了合法身份，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前途。最隆重的是公开张榜，贴在老北大红楼门外墙上，是一张高约一米、长约七八米的白纸，分上下两栏，竖写学校名，后面是系名和录取人名，每个字大约1.5厘米见方，名字下面又有小字，为考区所在地，如：京、津、沪、杭、宁，女生又加一个女字。古时进士开榜是在“贡院”墙上，现在在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北大红墙上，也算是延续了“文脉”。榜在当天黎明贴好，七点多开放。榜下立刻挤满了人，有考生也有家长，有笑的，有跳的，有哭的，有闹的，乱成一锅粥。我骑了辆破自行车去的，挤到前面，先由第五志愿往前看，五四都没有，估计在三二，但第三志愿也没有，我就开始紧张了；看到第二志愿还没有，彻底失望了；最后咬了牙硬着头皮投向第一志愿，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王世仁（京），赫然有名。营建学系在北京共录取21人，我居然名列第九。我在榜上名字前足足站了五分钟，享受“金榜题名”的快感，然后骑车回家，我唱着歌，快速飙车，“雄赳赳、气昂昂”……在王府井大街上停有一辆汽车，我太得意了也没仔细看路，一头撞到汽车后尾摔了下来……算给我的高考季留下了最后的回忆。

≪ 初入“大匠之门” ≫

该报到了。在东华门外大街有清华校车站。校车是美国老道奇，上为银色顶，下为蓝色身，非常醒目。校车按规定路线绕行市区，持报到通知者可免费乘车。车停在二校门的“清华园”牌楼门前，一院（“清华学堂”楼）门前摆了好多桌子，承办入学手续，二十几个系的人挤在一堆，我们这些初来的“土老帽”真不知有什么流程，该怎么走。营建学系是个小系，也不见学长们来引导。幸亏这时来了一位女生，两条长长的辫子，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对各处流程、房间了如指掌，原来她叫周如枚，是教务长周培源的千金。她考的是土木系，她的男友是梁思成的公子、上一届历史系的梁从诫。梁从诫原来也报营建学系，因分数不够，正谋求转系，可当时的文学院长李广田不批准，据说“别人子弟转学可以考虑补考，唯独你梁思成的儿子不行”，只好作罢。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八宝山为父母扫墓，居然在另一处骨灰龛面上见到周如枚的名字。斯人已矣，当年那个两条长辫子风风火火的少女形象依然在我印象中。

入学报到后，还要经过系主任面谈才能进入“大匠之门”（往届毕业生送给母系的一块石碑上的题字）。当时梁先生不在系里，系务由级别最高的美术老师李宗津代管。李先生是教授，人保养得很好，他手拿一根象牙烟嘴，插一支大前门香烟，靠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手里拿着我们的考卷翻看。我就是从他的翻看中瞄到了我的一些考分。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中学有几个考入清华的？我回答只有两人。他看了我一眼，“好吧”，就算正式入门了。

我写的这些，一地鸡毛，其实也是中国高考转型时期一段鲜活的历史。私以为，历史不仅需要高头讲章，更需要这些流光碎影。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王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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