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密林

傅增湘的《香山杂咏》提到的永安陵鲜为人知。北京的西山地区曾有过两座皇帝陵寝，如今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陵岿然独存，北辽宣宗耶律淳的永安陵则已无迹可寻。这二位埋骨于西山的皇帝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国家危亡之时被拥立为君。然而，相较于被后世史家公认为“有奇功于社稷”的朱祁钰，耶律淳则被视为“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者”的僭伪之君，其皇帝的正统性都不被承认，在历史上的地位更是极为尴尬，也就无怪乎其陵寝最终在普遍的漠视中归于无存。

明代徐善在《泠然志》中记载，“香山寺址，辽中丞阿里吉所舍。殿前二碑载舍宅始末，光润如玉，白质紫章，寺僧目为鹰爪石。”和《香山杂咏》相印证，可为寻找永安陵略微提供线索。

国难立君未见功

耶律淳，小字涅里，是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孙，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和鲁斡之子，辽道宗耶律洪基的侄子。长大成人之后，他笃好文学，研习诗赋，是宗室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伯父辽道宗一度打算立他为嗣。天祚帝即位后，初封这位叔父为郑王，后来又进封为越国王、魏国王。乾统十年（1110年），和鲁斡去世后，耶律淳继任南京留守一职，成为南京道（今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最高长官。

长期担任南京留守的耶律淳对城市建设颇有贡献，作为北京城仅存的辽代建筑，矗立近千年的天宁寺塔，就是天庆九年（1119年）由耶律淳主持建造的，成为辽代留给北京的一个纪念。1991年天宁寺塔重修时，在塔顶发现了《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刻石，其中载明：“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在塔记中列名的大德高僧中，就有一位“香山寺僧智选”，由此可以推测耶律淳与香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如果不是辽朝遇到了危机，那么耶律淳很可能会作为一位贤王而载入《辽史》，然而时乖命蹇，在其将及暮年之时，却赶上了辽朝覆亡的厄运。女真崛起后，耶律淳被天祚帝委以重任，以都元帅的身份在辽东招募流离失所的难民组成“怨军”抗击金军。但耶律淳并非统军的帅才，几年下来，鲜有胜绩，最终无功而返，以都元帅留守南京。

保大二年（1122年）正月，金军攻克辽中京，并准备进犯南京。天祚帝闻警即逃，在金军的穷追猛打下，仓皇逃匿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此时的辽朝，三分之二的疆土都沦于敌手，人心惶惶。主持南京军政事务的萧干、李处温等人主张援引唐肃宗灵武称帝的例子，鼓动南京的百官、诸军、僧道、父老等一万多人，到耶律淳府前，叩求耶律淳登基。不明就里的耶律淳出府门问询，不料被李处温之子李奭“持赭袍衣之”，上演了“黄袍加身”。耶律淳固辞不得，于是年三月即皇帝位，改元建福，百官上尊号为天锡皇帝，当时燕、云、平等地皆归耶律淳管辖，史称“北辽”。

北辽建立后，耶律淳降封天祚帝为湘阴王。但是，一边是金军压境，一边是北宋以大军十五万巡视边境，并传诏收复燕云十六州。耶律淳对北宋表示愿意免除岁币，缔结和约，以免腹背受敌，被北宋拒绝。不得已，耶律淳以萧干为知北院枢密使事，将军旅作战事务全部委托于耶律大石。面对危亡局面，已经暮气沉沉的耶律淳实在难以担当救亡之君的大任，他派遣使者向金朝上奏表，请求将北辽纳为金朝的附庸，希图求得一时的苟安，也被金朝拒绝。建福元年（1122年）六月，“病卧于城南瑶池殿”的耶律淳得到传闻，天祚帝会集五万精锐骑兵，准备八月从夹山回师南京。耶律淳大为震惊，表示“天祚果来，吾有死尔，复何面目相见耶！”六月二十四日，时年六十岁的耶律淳在内外交困中忧惧而死，在位仅98天。临终，他遗命迎立天祚帝之子秦王耶律定即位，还密授李处温为“番汉马步军都元帅”，以后事相托。而此时，大奸似忠的李处温已经准备挟持萧后纳土归宋了。

《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耶律淳死后，“百官伪谥曰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是年十一月，金军攻来，耶律淳及其后继者的小朝廷覆灭。据《施甸长官司族谱》记载，耶律淳的儿子耶律阿撒被金朝俘获后投降，任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尹。其孙耶律秃花后在桓州率众归附成吉思汗，其后子孙随元军南征，并在元朝末年落籍云南，成为施甸长官司的世袭土司，从元朝末年到1949年，共传袭了607年，现有后裔15万，分布在滇西南的大理、保山、临沧、德宏和西双版纳等地，少数居于缅甸果敢、腊戍、八莫一带。

这历时不到一年的政权，也曾留给北京一星半点的印记，如清代乾隆年间戒台寺尚存“已泐辽碑一，起复知枢密院直学士虞仲文撰，建福元年立”（《日下旧闻考》卷105），大致内容是，建福元年，燕京慧聚寺一位名叫悟缠的和尚，在耶律淳的支持下，得到法钧大师生前所持“大乘三聚戒本”，具有皇帝批准的传戒资格，得以在燕京地区开坛传戒。但这通“建福元年碑”今已不存，北辽留给后世的印记，就只有这个若隐若现的永安陵。

身后之陵规格低

永安陵是文献记载的香山最古老的陵墓，由于其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仓促构筑的，规模不可能宏大。江山易主后，因耶律淳是“僭伪之君”的缘故，陵墓也不会得到历代官方的保护与修缮，又长期处于皇家禁苑之中，外人难得窥见，很快就湮没得无声无息，因而长期缺席了北京方志的记载。目前只在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中有“永安陵今无考”，在《光绪顺天府志》中有“陵今无考”的记载。

到了民国年间，御苑开放，永安陵才以“辽王坟”的名字再现世间。在1920年出版的香山测绘图上，就已经在双清别墅的西南上坡方向的蟾蜍峰之东标注了“辽永安陵”的位置。民国学者田树藩在《西山名胜记》中，记载了他所见的辽王坟，“为二丈长一丈宽之三石洞”。教育家熊希龄在1918年前后所建的双清别墅，曾有“双清小八景”之说，辽王坟即为其中一景。熊希龄先生自己也曾陈述：“园内辽王坟……保存如故。”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辽王坟曾引起过各方的关注，卢作孚先生游香山时曾特意前往一观，“看辽王坟，砖砌墓道，掘露出来，工作很坚”。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的《史学年报》1936年第一期记载：“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自开课以来，已作数次之调查实习，计有香山辽王坟、颐和园、涿州……文丞相祠堂等处。”

不过，数十年来，已鲜有辽王坟的记载，这个隐现无常的陵寝再度隐没。辽王坟在民国年间的惊鸿一现，仅在当年的一些文献与地图上留下了点滴的鸿爪之痕，也留下了太多难解的谜团。辽王坟到底发现于何时？是否出土过圹志、陪葬品、壁画之类的文物？到底是不是当年的永安陵？因为没有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且遗迹现已无存，也没有照片存世，只能根据文献上的只言片语做些推测。

契丹人本有崇拜大山的习俗，又继承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制度，所以辽代帝王均选择风景秀丽之处，依山为陵，地表没有高大的封土，陵前建有平面呈正方形的享殿。从已发掘的辽帝陵寝来看，具有“凿山为殿（墓室）”、砖砌地宫墓道、三个主墓室并列的共同特征。再结合民国以来对辽王坟的点滴记载，其也具备相同的特点，应该是可信的。近年来，香山地区曾出土过一些辽代石棺墓葬，据目击者称，有的上面还有“耶律”字样，显然是辽代贵族的高等级墓葬的集中地，如果能对这些辽代遗迹进行科学的梳理与考察，对于研究辽代的北京历史应具有一定的价值。

日前，海淀文史专家张文大先生相告，他在最近一次对香山的勘查中，找到了疑似永安陵的遗迹。据其描述说：“从双清东面上山，至看云起亭，沿路向西，快到蟾蜍峰时，在路南发现一处被废弃、封闭起来的类似库房的建筑。该建筑背靠山岩，一半在山岩里，建筑的前脸儿砌的是灰砖墙，屋顶有通风口，从建筑外观看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从结构上看，像是地宫改成的仓库，附近有石材，窗台上有疑似城砖，没有沟槽。”此废弃建筑正处在早年香山测绘图标注的“辽永安陵”的位置上，若能确定其真伪，使残缺多年的“双清小八景”得以重新圆满，当是令人欣慰之事。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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