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从“儿童文学”“科学小品”发端

叶永烈出生的1940年，纳粹德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欧洲，日本侵略军在华夏大地上遭遇中国人民的顽强抗击。彼时，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已经去世3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后来被称为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艾萨克·阿西莫夫（另两位是阿瑟·克拉克和罗伯特·海因莱因）开始发表即将深远影响世界的《我，机器人》。

叶永烈未来的好友刘兴诗刚刚9岁，11岁的郑文光还在越南，5岁的童恩正正在跟随全家到处逃难，这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科幻的拓荒者。其中，郑文光被称为“中国科幻之父”。他们的后继者中，有四位被称为中国科幻的“新生代四大天王”，其中最年长的王晋康出生于1948年，最年轻的何宏伟（笔名何夕）出生于1971年，韩松和刘慈欣都是60后。到刘慈欣出生时，叶永烈已经作为主要作者参与了著名的《十万个为什么》编著，并写完了第一部《小灵通漫游未来》，该系列小说后来成为叶永烈最广为人知的科幻作品。不过，这本书完稿后，在叶永烈的抽屉里待了18年才得以出版。

为中国科幻绘制一幅时空图并不容易，不是因为头绪纷繁，而是因为路程坎坷，令人唏嘘。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出版于1933年，算是中国科幻的“上古”之作，在整个大时代中，这块大地上的主题是救亡图存，科幻这种“上层建筑”并无生存空间，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到来才有了实质性扭转。事实上，《猫城记》是借火星上的猫国来写中国和中国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批判小说，该小说获得了世界声誉，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注意。

郑文光

中国科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在自问一个哲学问题：我是谁？中国作家网上登载的《中国科幻大事记》（董仁威编纂）提出一些科幻小说的分类，如社会型、科普型、重科学流派、重文学流派、核心科幻等，不同的类型，彰显出作者们不同的长处与偏好，更体现着本土作者对科幻这一舶来品的不同理解。

中国科幻之父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被认定为“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但读一下开头就能明白，这是一篇写给孩子的科学小品：

我认识一个叫做珍珍的女孩子，十四岁，少先队员。她是学校里的天文小组长，特别喜欢天文学，一放假就老来找我，问这问那，把天上的东西简直都问遍啦。

而后，珍珍和另两名少先队员偷了科学家伯伯们造的火箭船，“一按按钮”就飞向了火星。

我，机器人 1983年版

《从地球到火星》发表于《中国少年报》，后来被收入儿童文学选，用今天的眼光看，“儿童文学”显然是比“科幻”更适当的归类。其实，同时期包括《小灵通漫游未来》在内的一系列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中国科幻以“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的形象应运而生，而这两个标签也将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与中国科幻如影随行。

刘兴诗曾在采访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作品伴着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诞生，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原本都是科研工作者，是被“抓壮丁”拉去写科普与科幻的，在其他同行眼中，这属于不务正业。叶永烈被老师和领导称为“叛徒”，刘兴诗的写作被科研同行蔑称“逗小孩儿”，但是，这些“逗小孩儿”作品开创了一个时代。当时，《从地球到火星》甚至在北京民众间掀起了天文热，北京市民排队爬上古观测台观测火星。郑文光深受触动，开始了他的科幻创作生涯，新中国科幻也从此拉开序幕。

珊瑚岛上的死光

《从地球到火星》发表于1954年，此时，世界科幻的殿堂级作品，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已经出版，大约在同一时期，阿瑟·克拉克开始投入科幻创作，可以说，郑文光这一代中国科幻作家与克拉克在时间上是“同期生”。

作为文学的科幻

这次热潮持续到1965年，就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中国科幻人将中文科幻从无到有，写成了一个艺术门类。1960年，北大化学系热爱文学的毛头小伙叶永烈“开小差”参与了大名鼎鼎的《十万个为什么》的写作，在收到小朋友读者来信后，热情迸发，写完了第一部《小灵通漫游未来》。同年，还在上大学的青年考古学家童恩正开始科幻创作，他在一次考古发掘中灵感喷薄，写出了古国探宝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与《从地球到月球》等不同，这显然已是一部真正的小说。下面是一段摘录：

远处传来一阵武器的铿锵声，在几支火把的照耀下，一支小小的队伍走上城来。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他全身披挂着用皮革和铜器制成的甲胄，外貌庄严而魁梧。他的身影刚一出现，城墙上的哨兵立即轻声相告：“国王来了！”

童恩正

从今天来看，它可说是“鬼吹灯”“盗墓笔记”的等探险小说的鼻祖。在同代科幻作家中，童恩正成为“重文学流派”的代表，而关于科幻小说“我是谁”的问题，童恩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科幻（首先）是文学。

童恩正毕业后，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同时开始在峨嵋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成为新中国最早的“斜杠青年”，这为他日后开启中国科幻电影之先河埋下伏笔。

这是一段短暂的发育，1957年，郑文光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国际科幻奖项（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而刘兴诗等“重科学流派”（即后来所谓硬科幻）作家也开始发表作品。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都有科研学术背景，但除了他们，一些主流文学作家也加入了写科幻的行列，叶至善（叶圣陶的长子）在1957年发表了《失踪的哥哥》，今天读来依然精彩。

复苏于“春天”

好景不长，中国科幻这艘小船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中刚刚起航，就在风浪中搁浅，童恩正的《古峡迷雾》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连《十万个为什么》也被打成“毒草”，整个中国科普科幻界万马齐喑。

在此期间，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与拉马相会》（1973）以及《2001太空漫游》（1968）。前者在1974年获得星云、雨果双奖，后者小说与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电影一同面世，成为难以超越的科幻经典。漫长的十年终于过去，就如第一波科幻热潮兴起于“向科学进军”，第二波科幻热潮则起源于“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相较于科学而言，彼时作为其附属的科幻则更为“迫不及待”：1976年，《少年科学》杂志冒险发表叶永烈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第二次科幻热潮拉开了序幕。

叶永烈的专业是化学，之前就写过《碳的一家》等科普作品，《石油蛋白》可以说回归了他的本行。小说设想了在未来，肉制品出现供应不足，通过石油化工生产蛋白质的场景。本文成为科幻复苏的号角。

刘慈欣

1978年，搁置18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终于出版，叶永烈随之成为这次科幻热潮的代表作家之一。与此同时，郑文光、童恩正、肖建亨等作家也重新归来，童恩正的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与《小灵通漫游未来》命运类似，在1960年就写完了初稿，等到1978年才终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在两年后由童恩正编剧，拍成了新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也是在1978年，郑文光的中篇代表作《飞向人马座》发表，科幻创作整体进入井喷时期。然而，中国科幻很快就再次陷入“我是谁”的追问，这种追问不但来自中国科幻自身，更来自文学界和艺术界，甚至全社会。

诘问重来

《大事记》提到，1979年1月20日，童恩正的文章《幻想是极其可贵的》发表在《文汇报》上，这是中国科幻作家们为重新定义中国科幻所做的全方位努力的缩影。当时，虽然很多颇具现代感、文学性，有扎实科学内核的成人向作品已经面世，但最广为人知的科幻人物却是儿童记者小灵通，在人们心目中，科幻始终盖着“科普”“少儿”的烙印。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后来得了“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让人哭笑不得。刘兴诗直到晚年都还无法认同“科幻作家”这个身份，叫他“科普作家”会让他舒服很多。

就这样，中国科幻背着“少儿读物”的大众印象、顶着科研界与文学界“邪门歪道”的白眼、作为科普的附属，孤独而热情地生长起来。如果说中国科技是一头远行的大鲸，那中国科幻大概是一片紧紧粘在大鲸身上的藤壶，趣味科普功能和开发儿童智力是它得以存在的理由。中国科幻人当然不满足于此，一些尝试突破此边界的作品以另类文学作品身份出现，发表于《人民文学》《花城》等主流文学杂志，受到一些读者欢迎。

1979年，《科学文艺》在四川创刊，中国科幻作品终于有了自己的舞台。接下来，《科学文艺译丛》《科幻海洋》《智慧树》等科普科幻主题杂志也在各地科协管辖下创办、发展迅猛，一些杂志发行量一度超过十万册，新人新作大量涌现，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名家也纷纷写出影响深远的重量级作品，中国科幻迎来了一场中兴。

随着科幻越来越热，对它的诘问也越来越严厉。虽然《科学文艺》在1981年已经达到20万份发行量，科幻的不入流身份却没什么改变。当中国科幻试图从“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的甲壳里蜕变出来时，一场“姓科还是姓文”的战火烧到了科幻身上。在科幻作家眼中，这是创作理念讨论，然而在外界，问题却大幅升级，变成了“科学”还是“伪科学”“反科学”之争。

1982年，视野宽阔、想象大胆的叶永烈迎来科幻创造力的高峰，写出很多令当时知识界、科学界瞠目结舌的作品，也成为引来最多攻击的靶子。例如他续写美国科幻小说《酷肖其人》的作品《自食其果》，讲了一个克隆小孩难以接受自己与“本体”共存的现实，最后将本体杀死。小说反响强烈，后来又有作者分别两次续写《自食其果》，与《酷肖其人》形成了系列接龙小说，无论读者还是作者，这种热度可谓空前。很快，少儿文学作家鲁兵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批判《自食其果》“信手拈来，便成文章”“姓‘科’不成，姓‘文’不是，大概只好去姓‘幻’”。面对攻击，以郑文光为首的科幻作家们联名发文声援叶永烈。然而，在鲁兵的当头炮之后，更多更严厉的批判接踵而来，科幻被打成了“伪科学”。

20世纪80年代，叶永烈“挂靴”，转投纪实、传记文学，再没写过一个字的科幻。此后的八年，中国科幻黯如矮星。在这之后的几年，西方科幻三巨头的后辈丹·西蒙斯作为一颗新星逐渐升起，开始陆续发表可与前辈代表作比肩的科幻史诗《海伯利安》。

曙光初现

《大事记》将1983年至1991年称为中国科幻的“八年断代期”。1984年，《科学文艺》以自负盈亏为条件换取了办下去的许可，销量一度低到700份，此时，杨潇出任主编，开始艰难的探索。1986年，政策有所松动，杨潇决定与另一家仅存的科幻杂志《智慧树》联合举办首届中国科幻银河奖评选。没想到还没等到颁奖，《智慧树》就停刊了。至此，《科学文艺》成了真正的独苗，颁奖典礼只好由《科学文艺》自己承办，刘兴诗、吴岩等作家获奖。同年，科幻迷姚海军创办了科幻爱好者杂志《星云》。这个品牌后来被他带到《科幻世界》，几经起落后成为中国科幻最新一波浪潮的助推火箭。姚海军后来成为《科幻世界》副主编，策划出版了几部影响深远的科幻丛书，为中国科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989年，《科学文艺》主办了第二届银河奖，童恩正的作品《在时间的铅幕后面》获一等奖。银河奖就这样一届一届坚持办下去，后来成为中国科幻最重要的年度荣誉。

在新一辈科幻人的努力下，中国科幻开始了艰苦的复苏之路。1991年，在杨潇等人的主持下，历经重重困难，终于促成世界科幻年会在成都召开，大会得到政府部门支持，开得十分成功，科幻的大众形象有所扭转。也就在这一年，《科学文艺》改名《科幻世界》，中国科幻的新兴之火终于点燃。

“记忆移植”登堂入室

很多科幻人都将1991年看作中国科幻新生代的元年。这一年，韩松从武汉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进新华社，并在同年发表了自己的科幻处女作《流星》。而何宏伟也在这一年露头，发表了《一夜疯狂》，几年后，这两位都成长为中国科幻的领军人物。5月，银河奖在成都举办第三届颁奖典礼，火种成了火炬。也是在这一年，吴岩在北师大开设科幻课程，中国科幻登堂入室。

1992年，银河奖改为年办，何宏伟获一等奖。1993年，王晋康发表科幻处女作《亚当回归》，第三位领军人物露面。同一年，《科幻世界》大改版，将中学生作为主要目标人群，迎来了订阅量的大增长。值得强调的是，这次改版决不意味着回到“少儿科普”的过去，就如武侠、言情小说并不是少儿读物，而主要读者却是年轻人，科幻作为类型文学也有这样的特点，这并非人为的限制，而是一种主动选择。

后面的故事渐渐为80后科幻读者所熟知。《科幻世界》作为新生代中国科幻的大本营，孕育培养出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而其主力消费人群便是80后科幻读者。王晋康等作家佳作频出，银河奖一年一届，颁奖典礼在1996年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1997年登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同是在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举办国际科幻大会，得到央视报道，中国科幻影响力大增。而就在这一年，童恩正与世长辞。

然而，虽然《科幻世界》销量逐年上涨，中学生读科幻还是要在“地下”进行。一些重点中学公开将科幻与早恋、上网吧一起归为三大“毒瘤”。可谁也没想到，1999年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1999年，《科幻世界》7月号发表了王麟的科幻小说《心歌魅影》，该小说以“记忆移植”为主题，而当年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刚好与其“撞车”。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家长到学校，对科幻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科幻世界》居然押中高考题，科幻在一夜之间从毒瘤变为“必修课”。为此，这一年《科幻世界》12月号将《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作为封面故事刊登，作者正是后来为大家深深喜爱却英年早逝的柳文扬。也是在这一年，刘慈欣发表了处女作《鲸歌》和《微观尽头》，正式出道，至此，中国新生代科幻领军人物尽数登场。2000年，《科幻世界》发行量达到38万，“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十二个字开始长驻于杂志封面上。

后来的事情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值得一提的是，《三体》横空出世之前，《科幻世界》的两本《星云》特刊起了助推火箭的作用。一部是2004年发表的长篇《天意》，作者钱莉芳还是一位历史老师。由于在《科幻世界》上连载积累了口碑，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接下来，《星云II》趁热推出刘慈欣的长篇名作《球状闪电》，无论在热度还是水准上都将中国科幻带到了新的高度。后来，《三体》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在无数科幻迷翘首企盼多时后终于推出单行本，引发了现象级的阅读热潮，后译成外文获得雨果奖，王晋康“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提高到世界水准”的评价成为现实。

不能忽略的是，科幻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腾飞。2003年10月，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飞向太空，成为中国第一个太空人，而写《飞向人马座》的郑文光却已在同年6月逝世，老人家至死没能等到梦想照进现实的一刻。不过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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