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双林

菖蒲河公园 胡铁湘 摄资料图

如今在北京有南苑、北苑及西苑的地名，但似乎少了东苑，从规律上看应该有东苑。事实上，东苑的确存在过。不过因为历史的变迁，人们对东苑比较陌生。在明初，东苑就初具规模，它是明代帝王休憩游玩之处。在“土木堡之变”中，因为明英宗被俘后住在这里，东苑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此后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又使得东苑见证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由此也留下了不一样的悲欢往事。

清代的《宸垣识略》中，有这样的记载：“缎疋（pǐ，同‘匹’）库神庙在内东华门外小南城，名里新库，即明英宗所居之南内，永乐中所谓东苑也。”从记述中可以看出，东苑在今天的南池子附近，系明代皇宫的一部分，亦称小南城，并区别于中南海西苑（西内），称南内。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东苑规模不小：“夹路皆嘉树，前至一殿，金碧焜耀。其后瑶台玉砌，奇石森耸，环植花泉。”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东苑中还有喷水池的人工景物，“引泉为方池，池上玉龙盈丈，喷水下注。殿后亦有石龙，吐水相应。”由此可见，这比后来的圆明园“大水法”并不逊色。

明初，永乐皇帝喜欢在东苑游玩，据《明史》记载，逢端午节时他总会带着妃嫔和群臣到这里嬉戏玩耍，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皇帝“驾幸东苑观击球射柳，命群臣赋诗”，并在东苑内“赐宴”。永乐十四年，永乐皇帝“亦幸焉”，又去玩了一趟。据《宸垣识略》中云，“永乐时射柳之戏，藏鸽于葫芦或盒内，悬于柳上，射中盒开，鸽飞而出，以此为乐。”

东苑与西苑不同，有些景致颇有田园风光，如在宣德年间（1426-1434）时，东苑“梁栋橼桷皆以山木为之，不加砍削，覆之以草，四面栏楯亦然……河南有小桥，覆以草亭左右复有草亭，东西相望。”

不仅如此，苑中河流“枕桥而渡，其下皆水，游鱼牣跃”，“中为小殿，有东西斋，有轩，以为弹琴读书之所，悉以草覆之。四围编竹篱，篱下皆蔬茹匏瓜之类”，简直就是田园味十足的“农家小院”。东苑能在皇宫边上布置这些清静的建筑，也并非是闹中取静，而是因宣德皇帝时常在这里的草舍“致斋”中吃斋念佛。

宣德皇帝朱瞻基在玩乐上，同样花样不少，他曾在东苑的河上，撒网捕鱼，而且学他的祖上永乐皇帝，“命中宫具酒馔赐鱼羹”，酒足饭饱之后还“赐以金帛、绦环、玉钩等物”，玩够了“又赐宴东庑，被旨令各尽醉而归”。

不过，因为一位皇帝的入住，东苑的命运发生了起起伏伏。这位皇帝就是明英宗朱祁镇。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朱祁镇听信太监王振的谗言，“御驾亲征”北犯的蒙古也先部落，最终失败被俘。后来明朝割地赔款后，朱祁镇被放回，并被其弟朱祁钰（即代宗景泰皇帝）安排到东苑里当没有实权的“太上皇”。因此，东苑就不再受皇宫的关注，地位急转直下。东苑翔凤殿的石栏杆还被景泰皇帝下令拆去修建隆福寺。太监、大臣也乘机掠抢东苑的一些石栏等，“又伐四围树木”。对此，“英皇甚不乐”，但也无可奈何。

1457年，朱祁镇与一些亲信大臣和太监密谋，发动“夺门之变”，将朱祁钰赶走，朱祁镇再次当上皇帝，并改年号为天顺。“夺门之变”后，明英宗对东苑加以修整和扩建，“增置各殿为离宫”，“每宫殿后一小池，跨以桥，池之前后为石坛者四，植以栝松……”

天顺三年（1459年），东苑又大加修葺，“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于其中，每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赏宴”。为此留下了不少吟咏东苑的诗词。 明末太监刘若愚在《明宫史》中就重修后的东苑格局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中路有重华殿，东路有洪庆殿，西有宁福宫，再往西还有一组建筑龙德殿，殿后有一石桥名为飞虹桥，桥用白石建造，刻有龙、鱼等动物，栩栩如生。

英宗也非常喜欢到东苑游玩，甚至玩饿了也不回宫，直接让大臣把酒食送过来。此后，明代诸多皇帝“遵循旧制”，在东苑中尽享其乐。如正德皇帝（明武宗）在位时，为了养鱼取乐，东苑内“金鱼日食蒸饼白面二十斤”。嘉靖皇帝（明世宗）当权时，还在东苑内的环碧殿前“阅马”，带着百官在这里看马、骑马。嘉靖年间，还在东苑重华殿以西建皇史宬，用于保存皇家各类档案。

清代，东苑风光不再，往日的辉煌成为了历史。乾隆年间，《御制日下旧闻考》云，东苑内“门、阁、宫、殿、亭、馆俱无存，其曰库者，即今磁器库地”。东苑消失可能是明末，李自成的大顺军进城后曾四处纵火“灭王气”，东苑就难以存在了。东苑与紫禁城有一墙之隔，清廷入住紫禁城时，正值兵荒马乱之际，也顾不上东苑了。东苑的建筑，只有皇史宬幸免于难，清代被继续当作皇家档案馆而保存至今。

东苑不复存在，但很多建筑遗址留在地名中。如今飞龙桥胡同（昔日飞虹桥所在地）、缎库、磁器库都是东苑遗存下来的地名。南池子就曾是东苑内的一条街，在清代曾称东华门外南长街，1912年后才称南池子大街。东苑在历史上是多水的地方，与紫禁城相比，这里水池众多，东有御河，西有筒子河，南有菖蒲河，“南池子”之称可能由此而来。

近年修建的菖蒲河公园，就属原来的东苑范围。菖蒲河公园里，有一座戏楼就叫“东苑戏楼”。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