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杜韵、周天、余隆、邹爽

谁来接"大师”的班

为什么是他们？

对绝大部分北京甚至国内观众来说，杜韵和周天是两个不怎么熟悉的名字，但在国际乐坛，他们已经是新一代“中国声音”的代表性面孔。几天前，杜韵作曲的歌剧《天使之骨》落幕，这部切中当下、风格多变的作品，摘得了2017年普利策大奖，杜韵因此成为继周龙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人作曲家。周天则凭借《乐队协奏曲》提名第60届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首开华人在这个奖项领域的先河。

音乐会开始前，围绕着“中国新音乐的世界对话”的主题，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余隆、艺术总监邹爽与杜韵、周天进行了探讨。一直以来，作曲家的“断代”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叶小纲、谭盾、陈其钢这些名字成为中国作曲界的一代神话。直到现在，他们的作品依然牢牢占据着大小音乐会的节目单。在为大师们鼓掌喝彩的同时，隐忧渐渐萌生：能够接班的年轻人到底在哪里？在国内交响乐空前发展的今天，学音乐的人数翻了几番，为什么我们却很难再看到一位作曲家留下值得被记忆的作品？杜韵和周天的经历，也许恰恰能带来一些思考。

“种子”怎样才能发芽

从作曲家的层面来说，他们“空降”获奖的瞬间万众瞩目，但在此之前付出的努力往往被习惯性地忽略。正如余隆所言，“没有一部作品是一蹴而就的。”杜韵11岁时就开始了创作，“不停地写，获奖那天在写，第二天回到家关起门来也在写。”周天同样如此。为他换来35分钟《乐队协奏曲》委约的，是三年前一部15分钟的开场曲，而这15分钟的机会，又是从更早的一首8分钟的小作品那里得到的。“作曲家是要靠积累的。”周天说，“没有谁的作品一上来就成功。”虽然常言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作曲家本身首先要是“金子”，才有发光的可能，百炼成“金”又是一个没有捷径可言的过程。在没有得奖或者被委约的情况下，就要停止创作吗？杜韵和周天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作曲家播下了“种子”，还要靠“土壤”来滋养成长。余隆指出，艺术和文化机构之所以喜欢向业已成名的作曲家委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险”和“完成度”高，“谱面和真实的演奏效果之间是有距离的，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许多理论上行得通的配器，操作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余隆就曾指挥过这样一部作品：作曲家的谱子乍看起来非常漂亮，但乐团上手后，就成了“从美人变张飞，又变怪石，最后变成扇面上的墨疙瘩”的过程，而越是成熟的作曲家，出现“错位”的可能性越低。周天认为，这种“错位”，必须靠实际演奏中积累的经验来解决。

“平台”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杜韵还是周天，类似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的平台在他们的成长中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余隆的执掌下，北京国际音乐节最早把“委约作品”的概念引入了国内，作为引领者，余隆鼓励委约方对年轻人多一些包容，要允许他们在合适的范围内“失败”。他还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考上哈佛，难道从小就不给他吃饭了吗？”所有人都在期待下一部“黄河”或者“梁祝”的出现，但反观那个年代，其实，“黄河”和“梁祝”的背后也有同时期成千上百部不那么成功的作品，佳作出现的几率，向来不是一个乐观的数字。

“中国作品”如何传承

杜韵和周天同时还提及，现在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概念”已经走入了下一个阶段。与亲历了改革开放巨浪的上一代作曲家相比，杜韵、周天从小在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中长大，前辈们接触不到的西方电影和流行音乐，在他们的童年里触手可及，对这一代人而言，所谓的“文化冲击”和“文化碰撞”的影响远没有之前那样深刻，再加上留学和旅居国外的经历，杜韵和周天都更习惯用国际化的语汇进行创作，比如杜韵的《天使之骨》关注了当下人口贩卖的问题，作品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美国，音乐中也没有任何明显的中国符号，这与上一代作曲家的风格很不相同。“前一代作曲家如此成功，也迫使我们不能再走这条道路。”周天表明，“我们不只是在传承中国的文化，也是在传承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文化。不是因为作曲家长了一张中国人的脸，就一定要写中国题材或者中国作品。”

想要让听惯了传统意义上“中国作品”的国内观众接受这样的转变，艺术普及是一门必不可少的功课。据邹爽介绍，“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在做‘基础建设’的公益活动，只有认识跟上来了，观众们才有可能理解新作品好在哪里”，真正的佳作也才不至于明珠蒙尘。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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