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宝君

资料图 阎彤摄

前者展示的是承载了阿富汗数千年文化的珍贵文物，后者展示的是日本数百年来的和镜演变历程。阿富汗与日本相距万里，而且文明差异颇大。有趣的是，看似并不相关的两场展览，却因为中国的铜镜，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小小的铜镜，犹如一个魔幻按钮，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时空的“穿越之旅”，在这趟独特旅程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多种文明涓涓不息的流动。

西汉铜镜跨越千年时空相遇

“器服物佩好无疆”，出自中国的古老典籍《穆天子传》。书上讲道，周穆王曾到西方巡游，除了拜谒西王母，还见到许多西方的奇珍异宝，并用“器服物佩好无疆”来形容它们。这句话用作此次阿富汗文物展的主题，再合适不过。

展出的两百多件精美文物，向人们直观展示了中亚独特的历史：数千年来，东西方文明在那里交汇融合，并以各种形式保存下来。比如有一件2000年前的靴扣，背面的布纹始于中国战国时期的工艺，而且靴扣上的图案，通过发髻可以看出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但图案中狮子拉战车的形象又体现了其他文化的元素。阿富汗与中华文明最直观的联系，则是此展的第三单元：蒂拉丘地（本次展览按四个文物出土地点划分单元，即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古城遗址四个单元）。在蒂拉丘地，发掘了6座竖穴土坑墓，其中2、3、6三个墓室之墓主的胸腹部，皆放置了一面西汉时期的铜镜。

在“扶桑止水——王纲怀捐赠和镜展”开幕时，日本和镜的捐赠者、清华大学顾问教授王纲怀讲述了阿富汗蒂拉丘地出土的西汉铜镜的“奇幻”之处。

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西汉流行一种铭文圈带镜（带铭文的铜镜）。2011年3月，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两面西汉晚期的铭文圈带镜，刘贺卒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由此可以印证，铭文圈带镜流行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而此时正是丝绸之路初期。中国的丝绸、茶叶、玉器、铜镜、金银器、瓷器和铁器等各类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西域。

在阿富汗出土的3面西汉铜镜中，有一面是“君忘忘”主题的铭文圈带镜（有说法认为这是表达情侣之间的相思，也有说法指出是有才华的人不得志），如今，国内外“君忘忘”铭文圈带镜的存世量在15面左右，清华大学就收藏有一面这样的铜镜，通过对比阿富汗出土的西汉“君忘忘”铭文铜镜与清华大学收藏的“君忘忘”铭文铜镜，可以惊喜地发现，两者不仅形制一致，而且尺存也完全相同（直径都为17厘米）。

可以想象，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工匠制作了一批“君忘忘”铭文镜中，其中一面作为“友好使者”，不远千里，来到古称大夏的大月氏王室。而另一面，历经曲折，最终成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珍藏，两者在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后再次相遇，这不得不说是奇妙的缘分。

更加奇妙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福冈县饭塚市立岩遗迹，出土了5面西汉晚期的铭文圈带镜。尽管不是“君忘忘”铭文圈带镜，但其中一面罕见的铭文镜，同样能在清华大学找到疑似同模的西汉晚期铜镜（两镜形制、尺寸一致，铭文、书体相同）。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器服物佩好无疆”和“扶桑止水”两个展览，因西汉铜镜而遥相呼应。小小的铜镜，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前，沟通中亚阿富汗与远东日本的重要物证。

阿富汗出土西汉晚期“君忘忘”铭文圈带镜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和镜中有诸多汉文化元素

中国铜镜兴盛于战国，繁荣于两汉，辉煌于隋唐，宋代以后在总体上却是一种江河日下的状态。 从文献和出土实物可以印证，中国的铜镜自三国时期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东邻日本。日本在大量仿制汉镜以及唐镜的基础上，逐渐脱离汉唐铜镜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铜镜文化——和镜。从平安时代（794-1184年）后期具有日式和风的铜镜开始出现，经过镰仓（1185-1333年）、室町（1336-1573年）、安土桃山（1573或1568-1603年），至江户时期（1603-1868年）达到鼎盛，此时的和镜铸造精良、纹饰典雅，一度成中国沿海地区极为抢手的“舶来品”。中国铜镜渐趋衰落的同时，日本的和镜却在中国受到欢迎，中日铜镜文化的这两个转折点恰好有所重叠，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感，这在东亚文化之兴衰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通过举办“扶桑止水——王纲怀捐赠和镜展”，就试图探究和镜一路走来的历程，使人们了解日本和镜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和镜展策展人、清华艺术博物馆典藏部副主任倪葭介绍，通过梳理和镜的发展脉络，展示不同时期馆藏的日本和镜，来阐述中日文化的交融与互动。

在展览的起始处，有一枚平安时期的“瑞花双凤纹八棱镜”，平安时代是和镜发展的萌芽阶段，此时的和镜，不管是形制还是纹饰与唐镜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衍生出自己的特点。比如，在唐镜中，鸾鸟是常见的一种纹饰。鸾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见则天下安宁”。中国的鸾鸟纹在日本铜镜中，演变成了凤凰纹，“在唐代，鸾鸟、凤以及凰是不一样的鸟，但在日本，这些鸟纹几乎都变成了凤凰纹。”

在展厅中有一面“桔徽貘纹柄镜”，此镜中的貘满身火焰，充满神秘感。日本室町时代以前，主要用貘形的枕头，或是在枕头上绣以貘的图案，直到室町时代之后才在镜纹中出现。貘纹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在古代中国，貘并不罕见，《尔雅·释兽》：“貘，白豹。”郭璞注：“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长庆集二十二·貘屏赞》的序中写道：“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予旧病头风，每寝息，常以小屏卫其首。”中国人认为貘食铜铁，能辟邪，貘的形象在先秦青铜器和汉画像砖中均可以见到。不过，在中国可以辟邪的貘，传到日本后变成了能吞食噩梦的神兽。青木豊《和镜的文化史》这样解释：“在中国可以辟邪的貘，传到日本后成了能吞食噩梦的神兽，推测是误将《唐六典》十二神中吃梦的莫齐与能辟邪的貘混淆在一起了。”

与这面桔徽貘纹柄镜在一起的还有一面“梦铭南天貘纹柄镜”， 在一株高大的南天竺下有一只貘，南天竺可以排除灾难，将南天竺与貘组合在一起，其辟邪喻义显而易见。

本次展出的菊地龟甲鹤纹镜，集中体现室町时代和镜最大的特色：唐镜中的双鸾鸟演化成双鹤嘴对嘴衔接的样式，而且镜底布满六边形龟甲纹。策展人说，“龟甲纹在中国传统织物中属于常见纹样，但未使用到铜镜纹饰中，可见日本和镜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

梦铭南天貘纹柄镜拓片

中日铜镜都爱蓬莱仙山

在日本和镜中，蓬莱纹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蓬莱纹和镜以巨鳌、蓬莱仙山、鹤、龟、松、竹、梅等要素为显著特征，龟、鹤代表长寿，松、竹、梅体现了高贵的品格。蓬莱纹和镜在日本和镜中占有较多的数量，并有着最高的声誉。

在中国，关于蓬莱仙山的故事早有记载。《列子·汤问》就有这样的描述：渤海之东有一“大壑”，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其中有五座仙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灜洲、五曰蓬莱。凡人吃了这几座仙山上树木结出的果实，就能长生不老。五座仙山因无根，在海上漂流，仙圣因惧怕仙山流于西极，流离失所，于是请求玉帝派了十五只巨鳌，以鳌首举托仙山，每六万年一交替。后有龙伯国的巨人钓走六只巨鳌，所以岱舆、员峤二山失去了依托流于北极，沉于大海。

策展人倪葭介绍，有个细节需要注意，在中国不少关于蓬莱的图案中，巨鳌是举着仙山的，但和镜中的仙山几乎都是安置于巨鳌的背部，也就是背着仙山。这个形象与中国典籍《列仙传》的说法更为契合：“有巨灵之龟，背负蓬莱之山而抃，戏沧海之中。”

在和镜中，蓬莱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近景，观者仿佛登上仙山，近观青松、仙鹤等仙境景象；另一类就是远景，在茫茫大海上远望一只巨鳌背负神山。和镜蓬莱纹将对长生、长寿的想象发挥得淋漓尽致。“和镜中有的巨鳌图案，在头上画有凸起，仿佛长有耳朵。东晋葛洪《抱朴子》的记载曾写到‘千岁之龟，五色俱全，其额上两骨起似角，解人之言。’这其实是龟额骨，并不是耳朵，但这个细节的出现同样意味着长寿。”

虽然蓬莱纹和镜与中国道家文化有密切联系，但是中国汉镜的实物里，还找不到对仙山如此直接的表现。中国道家题材的铜镜，一般都是用比较隐晦的手法，比如王子乔吹箫引凤、海岛仙山等图案和故事来表达对于长生仙境的向往，但此仙境永远有种虚无缥缈的不确定感，“而日本的蓬莱纹和镜，则用非常直白的蓬莱仙境图案告诉人们——这就是蓬莱仙山，这里就有不死药。”

清晰呈影的百年和镜

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却又衍生出与之不同的意义，这在日本和镜纹饰中比比皆是。中国人都喜欢的松竹梅，在日本和镜中同样常见。只不过在日本，它们蕴含的意义不一样。

松原，即松树形成的松树林。日本有许多由茂密的松树林组成的风景名胜。在日本文学中，松树是秋天的季语，认为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郁郁葱葱的松原，是顺应大自然，与大自然共生的群体力量。

本次和镜展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富士山纹饰。在展出的和镜中，富士山以各种形象出现：比如，在江户前期，和镜中常为孤立的富士山；江户中后期，富士山及其周边景色不断出现，镜中的富士山高耸入云，且有火山喷发时冒出的浓烟。

另外，在和镜中也有很多族徽的图案。族徽是象征家族的特殊标志，多为表示祥瑞的动植物图案，它是血统出身的标志，可以称作“画成图案的姓氏”。策展人介绍，这次展出的有一枚“五三桐”的徽纹，传为丰臣秀吉家族所用。

为了全面展示和镜的使用与收藏，在本次展览中，特意展示了一面“摩尼宝珠纹柄镜”及漆镜盒。根据镜盒等可知，此镜制作完成后，几乎未经实际使用，较好地保存了原貌。“观者可以看到，在镜盒正面上方有一个醒目的族徽，表明此镜曾经的主人。”

在展厅中，记者注意到还有一面江户时代的和镜实物。尽管百余年过去了，这枚铜镜的呈影效果仍然非常好。策展人介绍，本次展览除了展示镜子背面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也想通过实物来告诉观众，古人们是如何使用铜镜的。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铜镜交流史。当我国铜镜经历了先秦、汉、唐三个高峰之后，自唐末至北宋，中国铜镜逐渐走向衰落，南宋至清，中国以实用为主的素面镜成为主流。而日本自平安后期形成独具民族风格的和镜，经镰仓、室町时代的发展，至江户时代，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东方铜镜文化的主导。德川家康时期的江户前期，日本幕府积极运作，试图恢复同明朝的官方贸易，并鼓励民间通商。当时中国铜镜进入衰落期，于是文明传递轨迹发生微妙变化，精美的和镜随着贸易传入中国，立即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时尚舶来品。

江户中期的元禄时期（1688-1703年）之后，日本对海上贸易进行了限制，造成和镜输入量的锐减。中国的制镜作坊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需要，在东南沿海的漳州、湖州等地开始复制与仿制和镜。有的铜镜是日式图案、日式镜铭；有的铜镜是使用日式图案又增加了中国制镜作坊的名款等。

铜镜不仅是文物，它还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流动，正如策展人倪葭所说，“日本和镜文化包括了日本的人文历史、风土民情等诸多学术内容，又涉及到中日交往、文化传承等重大课题。一面小小的铜镜，却能折射出亚洲文明古国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也能看出各国情谊的源远流长。”

（原标题： 铜镜照鉴文化流动）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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