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式降级三年后，某省部级领导干部被“双开”；受到严重警告一年多后，天津某厅官落马；忘记处分教训，云南一副县长顶风违纪再被查……翻看近年来类似案例，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在“落马”前曾经受到过党纪政务处分，甚至有的干部多次受到处分。

干部多次“跌倒”值得注意

近年来，在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下，众多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受到轻重不一的处理、处分。其中，大多数人都能直面问题、改过自新。但也有一些干部，被“一查再查”。究其原因，有的是发现了之前没有被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有的则是不吸取先前教训，没有止步改过，反而在违纪违法道路上越走越远。

梳理发现，受到多次处分的干部涵盖了从科级到省部级的各层级，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廖永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王天普、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国家开发银行原监事长姚中民、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化辰、云南省委原常委曹建方，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新华等。

其中，有的最初是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分，如姚中民于2016年9月被宣布“双开”，中央纪委网站发布的通报中称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党纪处分后，仍不思悔改，顶风违纪”；有的最早是涉嫌违纪，如李成云于2011年9月被宣布“因涉嫌违纪，拟不再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2016年4月接受调查；有的是先前曾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被问责，如王天普于2014年1月因青岛“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后于2015年4月又接受调查。

此外，也有干部受到两次以上处分的案例，比较典型的，如山西省运城市原空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明造，从2015年11月到2018年7月，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山西省纪委及运城市纪委先后处分四次。

初次处分以第二种形态居多

梳理这些干部的相应处分信息，可以看出大多数人的初次处分是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等轻处分，或者通报批评等轻处理。比如，张杰辉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廖永远、谷春立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王天普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不过，也有一些之前受到过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开除党籍等重处分，或者重大职务调整等组织处理。比如2016年1月，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中央纪委2015年给予10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消息，其中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2019年1月云南省纪委监委通报，曹建方因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被取消退休待遇，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总体来看，受到多次处分干部的初次处分，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属于第二、三种形态，并以第二种形态居多。

再度被查彰显零容忍态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员干部触犯了党纪法规，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行为后果，受到应有的处理、处分。但也要认识到，处分是惩戒也是提醒，组织大多数情况下作出的处分决定，并非要“一棍子打死”，而是警示教育犯了错的党员干部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及时收敛收手，避免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然而，有的干部受到惩处之后仍不知反思悔改，轻则放任自流、得过且过，重则一蹶不振、破罐破摔。还有一些干部，表面上表示认错忏悔，暗地里却继续我行我素，成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如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原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石力，2013年12月因公款大吃大喝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中央纪委点名通报。在组织教育时以多种方式表示“知错认错、痛改前非”的他，仅过一个月，便旧“病”复发，连续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或他人安排的高消费娱乐活动，与不法商户进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后来被给予“双开”处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对于屡教不改的干部，必须高举纪法利剑，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将后续惩处措施落到实处。

党员干部被“一查再查”的案例充分说明：一次处分，并不会把问题干部的所有过错和责任“一笔勾销”，只要发现新的或者遗漏的问题线索，仍然要进行查处、追责。这也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切莫心怀侥幸乱伸手，只要有了腐败行为，最终难逃纪法追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段相宇）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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