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仕女图（局部）

在妇女节来临之际，梳理传统节日的女性“穿戴之美”，回顾古代女性一路走来的时尚历史，既是为了真正认识传统之美，撷取并传承其精华，也是为了思考服饰所折射出的社会观念变革，寄望于女性群体更加独立且美丽、奋进而优雅的未来。

顺应天时：簪四时花，着四时衣

作为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前，农业一直是中国的国之根本。春种秋收，顺应天时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农业文明的核心，在古人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印上了深刻的时间烙印。

以服饰而言，古人爱簪花，花以时令鲜花为尚。春天以桃花、杏花等为多，唐代刘禹锡写桃花“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竹枝词》），宋代陆游写春天里小贩叫卖杏花“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夏天以莲花、茉莉等为盛，宋代洪咨夔写词云“正好簪荷入侍，帕柑传宴”（《天香》），苏轼写海南风光，有“暗麝著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题姜秀郎几间》）佳句。秋天最受喜爱的花，当推菊花，所以唐代杜牧形容重阳节的景象是“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待到冬天，梅花绽放，暗香浮动，“袖笼玉梅三百朵，为卿低插鬓云傍”（清·孙原湘《簪梅》），玉梅低插，为鬓云增色，也是一份难得的冬日雅致。

除头上插戴之外，古人穿衣也往往依照时令季节而调整，对时季的强调，发展到明代，遂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穿衣制度。晚明刘若愚《酌中志》详细记载了明代宫廷的穿衣细节：腊月廿四日祭灶到正月初一，宫眷内臣穿葫芦景补子和蟒衣；正月十五元宵节，穿灯景补子和蟒衣；三月初四，换穿罗衣；清明节，也称“秋千节”，插杨柳枝于鬓发上；四月初四，换穿纱衣；五月初一至十三，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初五端午节赏石榴花，佩艾叶；七月初七七夕节，穿鹊桥补子；八月，赏秋海棠、玉簪花；九月初四后，换穿罗重阳景菊花补子蟒衣，并抖晒皮衣，制衣御寒；十月初四日，换穿纻丝；十一月，百官传带暖耳，冬至穿阳生补子蟒衣。补子，是明清官员在常服的前胸后背上缝制的方形或圆形图案，原用以区别官位等级。从《酌中志》的记录来看，明朝宫廷女眷也可以穿补子蟒衣，而补子图纹则根据节令的变化不断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明代应景纹文化。

诸色纷呈：五时衣，色相宜

明代应景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频繁出现，说明当时人对四时变迁、春去秋来的自然变化极为敏感，这是中国传统天人感应思维的某种表征，而这种敏感不仅表现在以图纹迎合天象，还反映在色彩和时令的对应中。

早在西汉，皇帝的着装色彩已经根据季节规律变化，天子服制“大抵以四时节气而为服饰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到东汉，四时衣变成了五时衣，《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就提到阴太后的遗物中有五时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传统社会是尊卑有别的等级社会，服饰传播大抵也遵循从上至下的传播路径，宫廷喜好不可避免会影响并左右民间习俗。所以，到南北朝时期，江南一带“嫁娶新妇，必有五时衣……五时者，谓春青、夏赤、季夏黄、秋白、冬黑也”。（参见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笔》）

除了大致的季节色彩之外，在某些特殊的节日，为营造独特美感，女性会偏好某种服装色彩。比如元宵节和中秋节，都是时逢十五，明月当空，女性偏好穿白色衣裳以衬托夜色。元宵节穿白的习俗可能始于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记述，“元夕节物，妇人……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相沿成习，明代女性元宵节爱穿白衣，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习俗的小说中也多有记述。如《金瓶梅》假托宋朝背景写明朝故事，书中对女性元宵节穿衣有生动的细节写照：第十五回，西门庆的妻妾元宵节登楼看灯，“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段裙”；第二十四回，正月十六晚上，西门家的女眷出门走百病，“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孙殿起编辑的《北京风俗杂咏》中解释走百病，“正月十六夜，京师妇女行游街市，名曰走桥，消百病也。多着葱白色绫衫，为夜光衣”。可见，正月十六女性出门走百病，是明代以来的北京习俗。《金瓶梅》的故事背景依托为山东省，但距离京城不远，加上商贸流通频繁，因此习俗与京城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红色，也是女性过节所喜爱的颜色。红色在中国传统色彩中属于正色，代表着典雅、端庄，古典诗文中关于“红裙”“茜裙”“石榴裙”的记录不胜枚举，可见红色之受欢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宫女多穿红袄，搭配青色下裙，红配绿，形成强烈的撞色冲击效果，尽显热闹氛围，而后方背景更是大片渲染的红色，足见红色在传统服饰体系的重要性。从图中能看到，宫女服装配色，绿色和蓝色可见度也很高，绿色代表草木色，意味着生命勃发，蓝色意味着洁净祥和。这几种颜色，差可说明中国传统节日对服饰颜色的偏好。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各归其位：定尊卑，别上下

红色，在传统服饰体系中还有另外的含义。如上文所述，《金瓶梅》中的女性大都喜欢穿白绫袄儿，但西门庆的正室夫人吴月娘，在妻妾同堂的场合，却往往是一袭红衣加身。相比较而言，红色稳重，白色飘逸，青春貌美的女性，通常会更偏好白色，以彰显活泼灵动的气质。吴月娘正值妙龄，本应如同其他人一样喜欢白色，但为了凸显自身的正室地位，她不得不压抑自我内心对情感、美丽的自然需求，而代之以礼教的面具。可以说，红色和白色的对峙，折射了妻妾之分、嫡庶之别，而这正是传统服饰体系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服饰是区别身份的重要标志。比如同样是贵族女性戴的凤冠，却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细节规定：《宋史·舆服》记载，“皇后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冠饰以九龙四凤……妃首饰花九株，小花同，并两博鬓，冠饰以九翚、四凤……（皇太子妃）其龙凤花钗冠，大小花二十四株，应乘舆冠梁之数”。明代贵族女性礼冠沿袭了宋代冠制，《明史·舆服》中明确规定“（皇后冠服）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皇后常服）双凤翊龙冠……龙凤珠翠冠……（皇妃）冠饰九翚、四凤花钗九树，小花数如之……（九嫔）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花株数量，图纹为龙为凤，为翚为翟，都由后妃的品级而定。

凤冠原是后妃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的礼冠，至明清时，一般女子盛饰所用彩冠也叫凤冠，多用于婚礼时。在古代社会，女性缺少进入公共领域的渠道，节日聚会可能是她们人生中难得的亮相场合，也是展现华美服饰的宝贵机会。但即便在这般场合，始终不能错乱的仍然是等级秩序，如《红楼梦》写元春元宵节省亲，府中女眷“自贾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妆”，也就是说，无论个人喜好如何、财力如何，古代女性妆饰都受制于自己的身份地位。

在古代社会，女性依附于男性，被隔离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独立的人身权、财产权，而那些远胜于男性服饰的节日盛装，其实是社会对她们的某种补偿。德国学者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提到，当女性在公共领域寻求突破的冲动被阻碍时，就只能转向追逐时尚，以满足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而美国学者凡勃伦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缺乏财产独立权的女性是在“代理”男性进行消费，她们消费得越奢华，就越能体现男性的荣耀。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身为诰命夫人的贾府贵妇，还是西门庆家的妻妾，她们的服饰彰显的都是贾家、西门家的财富权势。无论那些服饰如何昂贵华丽，却始终折射出她们不自由、不自主的生存状态。

事实上，传统社会女性的人生，犹如菟丝附蓬麻，一旦夫家败落，富贵便如逝水。《金瓶梅》第八十九回，清明节吴月娘穿白色孝服给西门庆上坟，遇到以前被她赶出家门的丫鬟春梅，已经成为守备夫人的春梅装扮一新，“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斓裙子”。两相比照，浮沉各异势，说不尽的命运吊诡，人生无常。

与传统社会的女性相比，今天的女性无疑是幸运的。随着女性权利的提升，经济地位的提高，她们在时尚领域也逐渐摆脱消费代理的依附状态，有了更自由的选择，女性服饰的民主化、个人化也成为当下时代文明、包容气象的重要表征。在妇女节来临之际，回顾我们一路走来的历史，不忘过去，不畏将来，撷取传统服饰文化的精华，寄望于女性群体未来的多彩美丽，这或许才应该是我们对传统节日服饰的最好怀念吧！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李汇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