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资料图

何谓“大我”？施一公教授用自己的人生选择作出了诠释。这位“学霸”，曾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曾是第一位获得“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的华裔学者。然而当功成名就，待遇优渥之时，他却放下所有、毅然回国。类似的人生抉择与精神光芒，同样镌刻在南仁东为“天眼”燃烧20多年的无悔人生中，烙印在黄大年“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黑白照片里……学成必归、报效祖国，这些国之栋梁用行动写就了精英的担当、学子的赤诚。

小我之上还有大我，大我之下方有小我。这样的价值观，一直传承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谱系里。无论《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吕氏春秋》中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抑或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总是被寄予特别的期待。而“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敢做敢为，领风气之先。特别是近代以降的每个历史节点，都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肩负起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

发展起来的中国，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平台，也有了诸多的利益诱惑；摆在读书人面前的，有无数所谓的“成功捷径”。众声喧哗中，一股精致利己主义潜滋暗长。“40岁没有赚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年薪过百万才称得上是人生赢家”等等论断，话里话外莫不是用金钱多寡衡量知识的价值，将绝对的利己主义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要求所有人都无私奉献固然不现实，但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若只局限在狭小的“钱”字中，又如何追赶时代的步伐？正如施一公反问的，哥德巴赫猜想值几块钱，牛顿的三大定律值几块钱，或者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可以量化吗？但这些重大科学发现最后都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命运的轨迹。

“第一有社会责任感，第二才是拔尖创新人才。”这是西湖大学首批博士研究生入学即受到的告诫。将个体生命投射到实现公众利益和社会价值中去，在与国家、与民族的同频共振中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终将发现知识的真正价值，也会更深刻地明白：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出发。

来源：长安观察 撰文：汤华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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