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英）克里斯托弗·贝里 浙江大学出版社

他1997年的著作《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此前已经列入“苏格兰启蒙运动译丛”出版。《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 是前者的补充。他在书中认为，商业社会的观念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他们对社会科学史的贡献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在于将社会从总体上理解为一套随时间流逝而不断变化的制度和行为。另一个层面在于他们认为商业社会代表了某种新事物。当然，他们并没有预言资本主义，但他们的确领悟到，一个人人都是商人的社会，标志着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在运行方式上的质的区别。本书聚焦于18世纪苏格兰主要思想家对商业社会的思考。尽管如此，该书仍然是对这一时期内容相当宽泛的一个研究。贝里梳理了斯密、休谟、弗格森、米勒、凯姆斯、罗伯逊等人的著作，并强调他们在概念化商业社会、评价商业社会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苏格兰人最著名的社会观念，是狩猎、游牧、农耕、商业四阶段论。休谟和斯密倾向于认为，封建主权力基础的腐蚀，商业社会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秘密的”，“不知不觉的”。中世纪贵族将剩余物品用于维持侍从或附庸于生活品质，而侍从则回馈忠诚。由于奢侈品出现，贵族缩减宴请款待，减少是从。此前，这些侍从从事耕作，贵族为获得奢侈品的基金来源，给予其长期租约，或使其离开土地，进入城镇成为手工业制造业者或技术工匠，这产生了“新的开销方式”。这些“获释的”工匠和农民不“必要寻求他们大老爷的帮助”就能生活下去，因此他们觉得自己不必“非常仰仗他们”。米勒认为，这导致普通人的地位提升，而贵族的影响削弱。封建权力逐渐衰落，而商业逐渐产生。进而，“制造业和商业民族不断推进自由和独立”，随之而来的就是农场或农场主的自由和独立，这一过程是“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衰败伴随着商业的兴起。

苏格兰人认为他们生活在商业社会，与前面的狩猎、游牧、农耕三阶段相比，居民们吃得更好，穿得更暖，住得更舒适。而这一制度改善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如斯密所说，商业社会见证了“普遍的财富扩散到最底层人民的手中”。此外，分散的财富让商业社会有别于第一阶段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平等和贫穷，在治理良好的社会下，最下层人民也能获得丰富的物品供应，以及所有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通过概述隐藏的概念来探讨市场和法治的关系”。商业需要连续性和安全性，为了维持一个人人都是商人的社会，这一需求需要得到良好的保障。首先，商业取决于一系列期望和信念；其次，商业社会是陌生人之间交换，这种非人格化显示商业社会的“抽象”特征。因此，采取保障的恰当来源也是抽象的法治形式，而不是靠统治者颁布的具体是在的法令指导个人行为。斯密对此的表述是：“商业和制造业逐渐引入秩序和好政府，有了它们，这个国家居民每个人就有了自由和安全，此前他们与其邻邦几乎生活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奴隶式地依附于他们的官员。”而休谟说得更明白，行商坐贾、大小商贩“都渴望平等的法律，它们可以保证财产安全，保护他们免受君主专制以及贵族暴政”。源于法律框架的稳定性形成了安全，这是市场发展和七月及交换延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这一先决条件必须有所保障，不因为权力的任性变化而受损。

因此，米勒指出，“富裕而优雅的民族”，“正义不偏不倚的实行几乎被视为最重要的事情”。只有生活在法治之下，个人才会对“信守契约”和“偿还债务”有信心。由于正义是商业社会的核心原则，休谟在《人性论》中做了独特而详细的分析。他确定了三条自然法或正义原则：占有的稳定性、经过同意的转让、信守承诺。这三者的重要特征即普遍性和稳定性。而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通过比较“蒙昧和野蛮民族”与“更开化的民族”后认为，前者境况让正义毫无规律，后者境况让“正义的自然情感”“准确而精确”地得以实现。在斯密这里，商业社会的政府有三种任务：抵御外部敌人、维持公共事务、“正义的严格实行”。此外，《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还论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于商业与自由的看法。

要而言之，苏格兰人认为，社会制度是社会差异的核心因素，他们对于社会因或道德因社会科学般的论述让他们意识到，行为和价值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产物。人类当然不完美，但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找到了合作方式，而人类制度的真实存在就是这种合作的证明，而最好的合作在商业社会。卢梭设想的道德高盛的共和国，不仅与“人类的自然倾向”背道而驰，还将缺乏财富的物质福祉和个人自由的精神福祉。

（原标题：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对商业社会的思考）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