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辉

西安卧龙寺

这是1924年1月12日，《申报》第三张上发表的文字（署以“西安通信”），报道了康有为在西安被疑盗窃古经事。

此事影响甚巨。

1924年1月29日，远在北京的《顺天时报》报道康有为去湖南、湖北时，竟以《盗经之圣人康有为仆仆往来湘鄂》为题。

梁漱溟先生在《忆往谈旧录》中说：“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交谈中得知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后遂为此往访黄远生，以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

康有为病逝后，《金刚钻》杂志在发布新闻时，故意加入一句“忽而之陕”，并附评论《圣人死，大盗止》。

众口一词，几成定案，但细加辨析，各方说法又漏洞百出。如明代皇帝为何要给卧龙寺赐宋版经？再如梁漱溟自记是1912年事，时康有为尚在国外。

在“圣人盗经”的惊悚标签下，有太多可钩沉的细节。

■ 20年人生如一梦

1913年12月，56岁的康有为结束了16年流亡海外的生涯，回到广东南海。第二年7月，来到上海，租住在辛家花园（原属犹太人辛溪，后归盛宣怀家），月租金即120银元，共住了8年。

康有为此时心态已渐消极，比如孔教会，本是他一手谋划而成，弟子陈焕章、麦孟华及故交沈曾植、陈三立、梁鼎芬等主持。该会成立后，一年多无会长，大家再三敦请，康勉强于1913年出任，可1914年、1915年，他两度去信辞职，甚至不赴一年一度的曲阜孔教大会（康一生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在1916年）。

康有为与沈曾植往来密切，沈乃一代大儒，其祖父沈维鐈是曾国藩的老师。陈曾矩在《丁巳复辟记》中说：“当是时旧日显宦多流寓于沪……诸人有所密议，恒集沈乙厂（沈曾植号乙厂）师寓中。”

康有为与沈曾植均看好张勋，因康厌恶袁世凯，曾写信讽刺他：“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者……威权之盛，可谓极矣。”

康有为与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也有联系，曾给徐世昌写信道：“私心度公必复为狄梁公也……乃知公真为今之狄梁公也，距跃三百，忭舞无。”狄梁公即狄仁杰，受武则天重用，暗中为复辟唐室打下基础，康有为以此暗示徐世昌当复辟清室。

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

1917年6月，张勋复辟，康有为、沈曾植乘火车到北京，与20年前戊戌变法开始时间接近，康赋诗曰：“廿载流离遥客悲，国门生入岂能知？”

■ 成了徐世昌的“姨太太”

梁启超曾说：“（康有为）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康有为投奔张勋，只为教育梦。

据叶恭绰（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等职）记，康有为进京时随身“携所编教科书一箱同行。其后有人谗言张勋，谓其在前清仅系一个工部主事，故仅以弼德院副院长予之。康大怒，遂加一头品顶戴”。

据学者王婧娅考证，康有为到京后，几乎每天都在观景，所拟10余诏书皆未派上用场，张戆盦在《复辟详志》中说：“吾辈不过借其（康有为）虚名，为号召而已，此间大事早已决定。”

维新党昔日领袖之一徐致靖对康有为说：“听说你要做弼德院副院长，而正院长是徐世昌，他是袁世凯的死党，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

康有为主张“虚君”，认为只有立一个“实非君主也，无事无双，不过一土木偶神耳”的精神偶像，才能避免战乱、实现共和，对想全面恢复帝制的张勋毫无吸引力。

张勋复辟仅维持12天，令康有为震惊的是，段祺瑞竟将他列在通缉名单次席，而段的《讨逆宣言》竟出自昔日弟子梁启超之手，其中称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因此写诗诋梁：“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反袁世凯称帝时，康有为、梁启超关系一度缓和，康有为抵押了在广东的私宅，为讨袁军筹资。

■ 吴佩孚对他三鞠躬

经此挫折，康有为更趋避世。

1918年起，康有为开始在茅山（江苏省镇江市附近）购置土地，兴办述农公司。康的祖父字述之（名赞修），父亲字少农（名达初），各取一字作公司名。

康有为晚年淡泊功名，与母亲劳连枝当年教诲有关，康有为回忆说：“少读书无宦情，不欲就科举。母强之曰汝祖以科第望汝，汝不可违。及光绪乙未成进士，则曰：宦途多危，吾欲常见汝，不可仕也。”

康有为先后买了五六百亩地，派弟子吴令管理。吴是工科出身，擅制图，半年后，康说：“此人除丈量外无可用。”易以亲戚何展猷，继而又换成门人陈思楠，均不堪用，以致“亏本数以万计”。

1921年，康有为在上海英租界购地10亩，仿辛家花园修了“游存庐”，专门从日本购入樱花400株。1922年，又在杭州修了占地30亩的别墅一天园。

康有为养着5位妻妾，6个未婚子女，另有10多名女仆和30多名男仆，此外常有10名至30名食客寄居，每4天便吃掉一石米（176斤）。据学者陈明远推算，康家每年花销不下2万银元。

靠卖字、卖藏品虽有收入，却不敷出，这或者是晚年康有为在军阀间频繁走动的原因。

1923年4月22日，吴佩孚五十大寿，康有为竟提前3天到洛阳祝寿。吴佩孚曾是前清秀才（后被革去功名），喜附庸风雅，康有为献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此联气魄甚大，吴佩孚竟向康三鞠躬，并写信介绍他入陕。

■ “圣人”遇到好东西

此时陕西由军阀刘镇华占据，刘起家于河南，属直系，与吴佩孚有旧，入陕后，搜刮过苛，百姓怨恨。

1922年3月，因克扣教育经费，陕西教育界发起“驱刘运动”，陕西代表到京“控告”，刘镇华为平息物议，提出办西北大学，他询问了一下办大学费用，感慨道：“少练一团兵，就可以办一个大学，这有何难！”

得知康有为入陕，刘镇华决定大做文章。

1923年10月30日，康有为刚到潼关，立刻被刘镇华的人接走，先游华山，再入西安。入城时，刘镇华亲率各界名流在东门外郊迎，沿途市民高呼“圣人”。刘还请康为西北大学题了匾。

在陕西，康有为共演讲11次。此时“五四运动”影响已至西安，不少听众不认同康的观点，中途退场，刘镇华派兵强拦，人们只得跳窗而去，益愤康、刘。

11月28日，康有为应陕西佛教会邀请到卧龙寺演讲，偶见寺中所藏《碛砂藏》。

宋代共雕过6版《大藏经》，最后一部是南宋时平江府碛砂延圣禅院（该院在沙洲上建成，故名）所雕，直到元代才完成，历时91年，后因战乱散失。

《碛砂藏》属珍本，但管理失当，已有散佚，多虫鱼，甚至部分书边被剪去做鞋底。

康有为觉得可惜，想借去影印。寺方主持定慧犹豫不决，康有为提出可用自藏内府大藏经等来换，定慧与佛教会同仁商议后，表示同意，与康有为签了合同。

当晚，康有为派人用轿车将经书拉走。

■ 还是宋伯鲁面子大

康有为入陕后，行为乖张，引多方不满。

据鲁迅的好友孙伏园说：“陕人之以家藏古玩请圣人品评者，圣人全以‘谢谢’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不甚少。”曾任杨虎城秘书的米暂沉也说：“（康有为）吞没了许多人请他鉴定的金石字画一类文物。”

易俗社（著名的秦腔科班）创始人李桐轩得知“借经”一事后，立刻在报上披露，其子李仪祉在省署任职，立刻向省议长马凌甫施压。马找到刘镇华，刘为笼络陕西人心，不得已同意驱康，只是说“不要做得太过分”。

马凌甫等一边索要，一边联系上海等地媒体，连篇累牍批康有为“盗经”。

康有为大怒，差弟子邓毅回复：“康圣人走南闯北，对皇帝也没写过什么合同，今天来西安，定合同以新换旧，还不满足，胡闹！我说定了，经是属于先生了。康先生把经烧了也不会还给你们。”

陕西省高等法院院长段韶九与马凌甫有旧，立刻给定慧和康有为下了传票，但康拒绝到庭。

两方僵持，昔日维新党中坚、陕西人宋伯鲁出面劝解。当年康有为无上奏权，宋多次帮他代递。戊戌变法失败后，宋以“滥保匪人”被清廷“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宋伯鲁劝康有为还经，康有为讽刺地说：“你是先恭而后鄙，是怕！”接着拍案大怒说：“不要了！”当夜就将《碛砂藏》送还卧龙寺。

离开西安前，康有为手书一联赠给宋伯鲁：“斯文在天地，孤愤寄山林。”

■ 最终未能实现大学梦

惮于舆论沸腾，刘镇华派副官去康有为下榻处，借问冬衣情况，暗示他速离陕。副官客气地说：“如缺少什么衣服，可由这边备办。”康有为故意刁难，“开列衣服单一长篇，内计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几十件”，“要了十几匹驮骡，装了几十口箱子”。

恰在此时，武汉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电请康有为去讲学，刘镇华、康有为得以解套。

经此纷扰，《碛砂藏》1935年完成影印。孙伏园说：“虽说宋代藏经，其实只是宋版明印。”并非传说中的那么珍贵。

离开陕西后，康有为回到自己在青岛的别墅“天游园”中，该园建筑面积达1128平方米，取意为：“老夫既负衣带不能救，无补于国，埋忧于地，且作天游。”

“天游园”本是德国驻青岛总督的副官官邸，可康有为又耍小聪明，结果弄巧成拙，“又增加了一万元才算归他所有”。

康有为本想在青岛办大学，没想到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等先动手成立了私立青岛大学，校址居然和康选的一样。青岛大学成立后，康有为只好回上海，办了1年多天游学院。

1927年2月15日，因北伐军逼近，康有为离开上海，他女儿康同璧说：“临行，（康有为）巡视园中殆遍，且曰：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3月31日，康有为因食物中毒死于青岛，时年70岁。

显然，“圣人盗经”说不成立，但康有为一生行事常溢出规矩外，易引人误会。

（原标题：康有为“盗经”是怎么回事？）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