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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姑娘的旅行:行走在多米尼加

2018-05-09 10:00 北京晚报 TF0328

如果跟年轻人一起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话,能更多地感受到年轻人的世界。年轻人的世界在哪里都差不多,喜欢往沙滩上一躺晒半天,喜欢在便宜但是会吃坏肚子的餐馆里大吃烧烤,然后晚上挤在便宜的旅馆里沉睡。但是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还是要一个人完成才好。你可以自己拿着相机,或者是一个绘画本,背着背包在海边散步,也可以在清晨出门,在大街上跟喝咖啡吃早餐看报的加勒比老人们聊天。有时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旅行。

作者:王逅逅


 

但是这次来多米尼加,我是跟另外四个美国姑娘来的。一路欢笑连连,矛盾不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也有自己的想法,还不吝惜说出来。这就导致我们每在一个餐馆坐下,都有人抱怨说这里太贵,或者没有自己想吃的东西。我们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人忍不住咕哝一句:其实另一个地方更好。幸好几个女孩子都不娇气,烈日下也都能暴走几十分钟,要是遇上那种在城里走两步路都得打车的,这趟旅程估计会痛苦不堪。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对加勒比和南美国家的了解实在有限,书本上没介绍多少。可是来到这边,发现许多西语国家实际上有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并且天气暖和,人民友好。比如多米尼加,该国首都圣多明各是我去过的旅游胜地中游客最少的一个,亚洲游客更是寥寥无几。我们下榻的小旅馆在城里,不是那种海边的大度假村。步行街上的行人大部分是当地人,卖东西的小贩都不怎么说英语,餐厅的侍应生也是如此。城市还保留着欧洲城市的传统规划:一个有教堂的广场,几条主路以广场为中心朝四周分散开去,这些主路上大部分是餐馆、商店和酒吧。如果从主路往旁边走下去,立马变成一幢幢民居。和波多黎各的民居相似,这里的民居也是公寓式的,外面也漆着鲜艳的油漆。油漆的颜色看似随意,实则乱中有序,十分炫亮。在国内,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亮色交织叠加,仿佛到了安东尼奥·高迪花花草草的梦幻世界。绿色的防盗护栏里伸出粉红色的花朵;紫色的房门配着明黄色的墙壁;艳红的露台后面伸出褐色和绿色的椰子树叶。即使在阴雨天,这里的一切都炫目极了。

我在街角看见一个卖首饰的老人,本以为那些首饰都是廉价的机器生产,因为它们摆放在白色的,歪歪扭扭的纸盒子上,纸盒子又堆在一个小桌子上,老人就坐在这桌子后面。走近了才发现,老人正自己动手做首饰,他的腿上放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有许多蓝色和粉色的石头,还有一些铁丝。他做首饰的方式也很奇特,只是拿手将铁丝迅速地绕一绕,就将石头卡住了,然后再拿着钳子表演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不出30秒便做好了一个吊坠。我被这情景迷住了,也被这些精巧的手镯和项链迷住了,更主要的是,一个慈祥的加勒比老人,在一条商业街的一角默默地做首饰,不吆喝也不拉客,只是冲人笑。于是我走过去,仔细看他的作品。他示意我伸出手腕,把一只手镯戴到了我的手腕上。就那一瞬间,我的朋友安也在旁边叫了起来:“好漂亮!我也要!”

于是,我们就在这路边小摊上消磨过了傍晚的时光。老人叫路易斯,原先是个采矿工,这些石头都是他采到的。他做这些首饰已经二十年了,每天就在街角坐着,从早到晚,悠闲自得。附近咖啡馆里的工作人员和路上的其他小贩都是他的朋友,他只用叫一声,就会有人来给无法离开摊子的他送来零钱。

说到这条步行街上的气氛,也是挺好玩儿的。多米尼加人都很热情友好,我倒是没经历任何偷东西之类的坏事。我陪一个女生去一家很正规的店里买雪茄,然后我们就开始谈论晚上去哪里吃,哪里有便宜的餐馆。结果一个店员听见了,就打手势让我们等一下,然后打开门冲外面喊了一声。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穿着polo衫的中年男人就走了进来,示意我们跟他走。他其实就是住在这条街上的退休路人,只不过每天在这里跟大家都熟了,也熟悉这边的餐馆。他把我们带到一个餐馆,让我们看到菜单就走了,我们一同感叹这里人的纯朴。

最后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和朋友一同经过平时吃早餐的咖啡馆。走过咖啡馆的时候我忽然听见有人在用中文说:“毛主席万岁!”于是我转过头,看见一个白头发的老人,他是白种人,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坐在咖啡馆前面的白色塑料椅上喝咖啡。我以为是他叫的,便笑着用英文问他:“这是你唯一会说的中文吗?”

“我吗?”他用美式英语回答,估计是个美国人,“不是我,是他会说中文。”说完他闪开身,我才看见他身后还有一个男人,戴着一顶插了花的巴拿马草帽,肤色黝黑,个子很小,是个大约六十多岁的亚洲男人,难道也是中国人?

“你是哪里人啊?”他仰着头用英文问,一听就是美式英语。

“你猜?”我说。

“纽约?”

“不是。我来自北京。”我说,“你呢?”

“呵!北京!”他一拍桌子,慢慢地用普通话说,“北京人!我是广州人。但是,我年轻时离开了中国,从香港跑到了美国,一直住在纽约。”

我很感兴趣,就走了过去。他拉出一个椅子让我坐下:“怎么?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玩的。”我说,“我在美国上学,现在春假,我就和同学出来玩儿了。”

“出来玩,好。”他抿抿嘴。他的样子并不像一个中国人,倒像是一个当地人,“我告诉你,我!我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黄埔军校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说。

“对。还有,广州,羊!五羊城。”他似乎很久没有说普通话了,每个字都要想一番,“五羊城你听说过吗?”

“我知道啊,” 我说。

“羊城晚报!”他说。他的眼睛没在看我,反倒像是回到了广州一样,“我家里人全都跑去了加拿大,我去了纽约。”

“您在纽约干什么呢?”我问。

“我现在退休了,住到这里来。这里天气好,地方小,人也好。我在这条街上租一间公寓,250美元一个月。在纽约,没有!”

“那您在纽约的时候做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我送报纸!三十年,那些什么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Daily News都是我们送的……”这时又来了一位美国老人,他打了个招呼,也拉了把椅子在我们旁边坐下。

“美国人,”中国老人忽然用英语说,“美国人也是一样。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我们5000年的文化。我就说!这是!无知!”

他狠狠一拍桌子。我吓了一跳,看向他对面的那个美国老人,本来以为他会说些什么反对的话,结果他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对,对,我完全同意。”

在他的爆发声中,我悄悄地走开了。后来我们又路过那个咖啡馆,他还是在那里看报纸,戴着那顶插着花的帽子。我们一行人拉着行李在石板路上吱啦吱啦地走过,他却什么都没听见。那会儿大概快中午了,加勒比的阳光很热,很亮。

(原标题:行走在多米尼加)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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