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征

上世纪五十年代位于顺天府衙门旧址（今交道口东公街）的河北北京中学校门，其前身是1902年建于地安门外的顺天中学堂历经多次变迁。如今，顺天中学堂地安门外原址上是北京五中分校。插图 冯晨清

随着新政的颁布，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学堂。在这些学堂中，顺天中学堂以及五城学堂是最早出现的中等学堂，开当时全国中学教育之先河和示范。顺天中学堂最初的校址在地安门外一处由清代兵将局查抄的官房。后来，这所学堂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大学预科，这所学堂便改名为顺天高等学堂。

在顺天中学堂改名为顺天高等学堂后不久，为了弥补北京城中学堂的欠缺，1907年，北京又开设了一所新的“顺天中学堂”，学堂的地址在西什库。1912年，新成立的顺天中学堂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这就是如今北京四中的前身。

而最先开办的顺天中学堂（后改为顺天高等学堂的那所），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历经变迁，如今顺天中学堂地安门外旧址上是北京五中分校。

本期，在梳理两所顺天中学堂历史以及其他中学前世今生的同时，一窥当年北京近代中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戊戌变法催生北京大学和北京中学

北京四中复建的老校门，其前身是1907年设立于西什库的顺天中学堂。它与1902年开设于店门外的顺天中学堂不是一所学校。插图 冯晨清

1898年，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展了戊戌变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也是我国第一所在“中央级”政府主持下建立的综合性近代大学。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定位除了作为最高学府外，还兼履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从各方面看，它都继承了国子监原有的功能。

1898年7月3日，在光绪皇帝批准、协办大学士孙家鼐的主持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当年8月份，孙家鼐在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就意识到了大学堂的生源问题：只有中学堂和小学堂建立起来后，大学堂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涌进来。不久，孙家鼐又奏《多设中小学堂折》：“开办大学堂，必须多设中学堂、小学堂，以便取材。而风气初开，学堂尚不多见。……臣维皇上垂意大学堂，将以造就通达时务之人才，而大学堂肄业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

当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成为百日维新遗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同月，孙家鼐会同当时的顺天府府尹胡橘棻上书朝廷，在奏本里面他们称顺天府为全国首善之区，较之各地省会城市“尤为重地”，因此请将金台书院改建为顺天府中学堂，开全国中学教育之先河和示范。这一提法得到了朝廷的首肯，于是他们便到崇文门外的金台书院实地考察办学条件。但最终认为金台书院“讲设无多”，不能跟上将来学校规模不断壮大和发展的节奏，因此再次上书建议将地安门外兵将局一处查抄的官房拨给顺天府，以便为即将成立的首善中学堂所用，这一提法再次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朝廷的批准。

然而戊戌政变之后的改革停滞期以及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事件，也就是人们熟悉的“庚子之变”，使得清政府遭受极大打击，清朝的户部衙门被焚毁，因此朝廷先紧着户部官员，将兵将局的这处官房拨给了户部使用，成立顺天中学堂的事则因此也被拖延下去。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不久陆续发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诞生。也正是在1901年，当时的顺天府尹陈璧在距离地安门不远的顺天府学（今府学小学）里创设了西文东文学堂。没想到这些开启民智的教育机构吸引了当时大批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学子们，见此情景，陈璧上书朝廷，申请要回地安门外兵将局那块房产以扩大办学。他在上书中称此地距离自己办公的顺天府衙门（今东城区交道口东公街）非常近，作为顺天府尹，他可以经常到这所学校来督导并视察教学工作。关于兵将局官房的基础设施，陈璧在奏折中说，此地“屋舍多而堂宇隘”，如果设立官府衙门则觉得特别拥挤，而如果设置成学校则“体制无处不足”。因此他强烈建议等到原户部衙门重建工程结束，此处房舍空出后，由顺天中学堂接收作为新校舍使用。光绪皇帝对此提议予以支持并很快批准。

1902年，顺天中学堂开学。开学那天，光绪皇帝还特别命人送来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就连慈禧太后都亲自派人送来了一个书柜，以表示自己对于教育事业的支持。

关于顺天中学堂最终的选址，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在争取下地安门外这块地方之前，曾经有人提出将顺天中学堂设置在安定门内郎家胡同的经正书院旧址。经正书院前身是八旗官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式成立经正书院。戊戌政变之后废除书院制度，这里也成为顺天中学堂的备选校址之一。不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经正书院旧址设置了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这里成了八旗子弟专属的一所学堂，于是顺天中学堂只能让步，最终将原定的兵将局旧址作为学校的办学地点。而这座由经正书院演变而来的八旗中学堂，正是今日北京一中的前身。

说完顺天中学堂的创办，还要提一下当时与之几乎同时诞生的另一座学堂：五城学堂。在戊戌变法期间，孙家鼐便提到过五城学堂，“今五城（指五城御史，清时京城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设立学堂，请即饬下五城御史设立劝办，应否暂借庙宇及将来建立学舍之处，均由五城御史随时斟酌，定能日起有功。”同样，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后来庚子事变，建立五城学堂的提议被搁置。1901年，慈禧太后发布了新政令，实行新政改革。在此契机下，设立五城学堂的提议再次被提及（此时，顺天中学堂正在寻址中）。顺天府尹和五城察院为筹办五城学堂联合会奏：“方今时势多艰，需才孔亟，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当先行举办，为各省倡前。经本尹堂和本院会同具奏，就琉璃厂北后铁厂义塾旧址开办五城学堂。”该奏折很快得到了批准。1902年初，五城学堂正式开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十六日照会一件。为照会事，照得本学堂谨择正月十五日入学，二十五日开学。”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公布后，五城学堂正式更名为五城中学堂。

而在机缘巧合之下，这所学堂与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有了紧密的联系。1902年12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学。1904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8年，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成校，并在琉璃厂五城中学堂校址建新校舍。五城中学堂在优级师范学堂东面另建新校舍。1912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五城中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1923年，随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也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五城中学堂也成为北师大附属中学的前身。

顺天中学堂每月发“奖学金”

顺天高等学堂更名为京兆公立第一中学后发放的毕业证书

1902年，经过陈璧的多番努力，顺天中学堂终于正式开学。由于是面向整个顺天府招生，因此当时报考的门槛不低。首先那时候没有身份证，为了查验考生身份，报考人员要在北京找一位做官的同乡，让这位同乡给自己开一个证明，证明上要写清楚自己的履历、三代、年龄相貌以及籍贯等信息。不过如果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的话，这些学生的待遇还是不低的，很多标准的制定都参照了当年国子监监生的待遇，如每个月每个学生有三两五钱银子作为伙食费，每月进行“月考”之后还会发给成绩优异者类似今日的“奖学金”。

顺天中学堂的招生考试题目以今天的角度看，也很灵活。比如，1903年2月26日招生试题共有两道，都是“论述题”，第一道题要求学生就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各自的利弊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第二道题则是针对历史上的光武帝“小怯大勇”（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的做法进行论述。

当时还要求学过英文的学生，在报考时，要在试卷上做好标注，并写明是在哪所学堂学习的英文，以备录取时查考。老师们阅卷的速度非常快，第二天便依据成绩对学生进行分班。1903年一共录取四个班共69名新生入学，3月14日又复试了两名昌平保送生员，加在一起这一期学生共有71名。

说起这顺天中学堂的教学工作，和今日的中学还有一些差别。当时顺天中学堂虽名为“中学”，但其性质更趋近于大学预科，可谓是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过渡的一个特殊教育时期。当年的顺天中学堂采取分班教学的模式，汉文教习设置有五人，另专门聘请了五位具有英国留学背景的教员任教英文、算数、物理（当时称为“格致”）、体操等学科。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办学规模日渐壮大，而且办学体制也日臻完善。

当时规定，从顺天府属各州县高等小学堂毕业的学生，直接升入顺天中学堂，而且接受的是“义务教育”——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如果没有完成小学学业，由各部门保举的“插班生”则每学期需要交纳学费40元，除此之外，外省市来此“借读”并包食宿者，每学期是50元，只吃不住则收取45元，不住宿而只吃午餐者是32元。每学期开学前便要缴纳相关费用，一旦中途辍学学费概不退换。

这座顺天中学堂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早期西文东文学堂的教学理念，国文、儒家经学、中国历史以及地理等课程均用汉语讲授，而诸如英语、数学、物理、外国历史地理以及经济学则用英语讲授，并且使用的教材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原版教材。这一点极其类似如今的私立国际学校，不同的是顺天中学堂与英语相关的教员并不是外籍教师，而是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中国人，不过论起教学水平和风格，丝毫不亚于外国人。除此之外，学校还开设有体操课以及第二外语课程（日语和法语），甚至当时已经有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倡议了。

国学教育也在这座学堂中贯彻得相当彻底，由于清政府学部的成立，国子监被裁废，原来由国子监监生所承担的祭孔任务，便落到了京师大学堂、五城学堂以及顺天中学堂学生的肩上。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十，他们要作为祭孔典礼的执事，前往孔庙祀孔。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年顺天中学堂的学生，除了完成自身的课业之外，还义务组织起来，在学堂附近设置了一所“半日义塾”，每天派出两名学生充当教员，从附近招收六十名学生，并分为中等和初等两个级别，讲授半日的课程。每逢周日中学堂的学生们放假，他们便把上课时长改为一整天，这种类似社会实践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为当时的小学义务教育填补了一项空缺。

因为良好的课程设计，顺天中学堂曾有小清华之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张申府（张崧年），国学大师梁漱溟，哲学史专家、北大校长汤用彤都是在顺天中学堂读书。1906年，梁漱溟小学毕业，进入顺天中学堂学习，直到1911年才毕业。顺天中学堂的读书经历，给梁漱溟带来了极大影响。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后来，有人提出北京四中的前身是顺天中学堂，梁漱溟应该是北京四中的校友。实际上，作为北京四中前身的顺天中学堂与梁漱溟就读的顺天中学堂并非一所学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下文要说的另一所顺天中学堂。

新的顺天中学堂与北京四中

1904年，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升格为八旗高等学堂，根据清代学部制定的规章制度，地方上的中等学堂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可以提出升格为高等学堂。而当时的顺天府尹认为顺天中学堂自开办以来，所教授的内容已经达到了高等学堂的要求，并且从该校毕业的学生“程度甚高，无可再升”，因此上奏学部，提出了“升级”的申请。这一提议在1907年得到了学部的批准，顺天中学堂就成为顺天高等学堂。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既然原有的中学堂升格为高等学堂了，那么中学堂这一阶段的空白又该由谁来填补呢？

很快大臣们便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参照八旗中学堂升格为八旗高等学堂之后另设中学堂的做法，再成立一家新的顺天中学堂。因此在申请的同时，顺天府着手安排新的顺天中学堂的筹备工作。当时他们相中了皇帝的旧仓库——西什库，因为在这些仓库中有一座“天财库”已经被当时的宛平高等小学堂占据使用，于是顺天府申请将宛平高等小学迁出，利用原有校址成立了新的顺天中学堂。这一提议得到批准。1907年新的顺天中学堂正式开学，第一届有学生42名。学制四年，设国文、算术、历史、英文国画等课程。

新顺天中学堂第一期的学生来自在通州、大兴、宛平、昌平等地的几座学堂：顺天东路中学堂（它是顺天府于1905年在通州城西门内，利用“敦厚堂”、“法华庵”房屋创办，1909年改名“顺天东路厅初级师范学堂”）；顺天西路中学堂（顺天府于1905年将卢沟桥宛平城外原“永定河道行辕、大王庙两处归并改设”，1909年改名“顺天西路厅初师范学堂”）；顺天南路中学堂（顺天府于1906年在大兴黄村创办，1909年改名“顺天南路厅中等农业学堂”）以及顺天北路中学堂（顺天府于1907年在昌平州沙河镇巩华城内设立“顺天北路厅初级师范学堂”，1909年仍名“顺天北路厅初级师范学堂”）。

当时，顺天四路学堂中东路入学14名，西路入学10名，南路入学14名，合计38名；北路“酌量选择收入”4名，共计42名——这便是西什库“顺天中学堂”首批学生的来源。

1912年，位于西什库的顺天中学堂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首任校长是京师大学堂的首届毕业生王道元先生（这也是如今北京四中“道元班”名称的来历）。王校长在四中的办学宗旨上引入了不少京师大学堂的管理理念，因此他在任的几年里为四中赢得了“小北大”的称号。他曾经撰写过《京师训诫》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了“学以致用”、学习要服务于社会，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以及终身学习的理念，而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这座新的顺天中学堂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众多人才。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梁漱溟不是北京四中的校友。梁漱溟所读的顺天中学堂，就是在地安门外的那所顺天中学堂，梁漱溟曾经谈道：“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来顺天中学升为顺天高等学堂。”

从顺天高等学堂到“北京中学”

地安门外的那所顺天中学堂，在改为顺天高等学堂后，历经变迁。纵观其发展历程，它与河北省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1914年顺天高等学堂更名为京兆公立第一中学，1925年更名为京兆公立高级中学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京不再作为首都，因而更名为北平，但仍为特别市。第二年京兆公立高级中学校便更名为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1933年更名为河北省立北平中学。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这里被更名为北京市高级中学，抗战胜利后恢复河北省立北平中学的名称。

1949年后，该校名又改为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1952年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与河北北京师范学校初中部合并，更名为河北北京中学。这是“北京中学”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2010年12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朝阳区政府主持承办了一所公立完全中学：北京中学）。当时，合并后的河北北京中学迁址至原顺天府衙门处。当年顺天府尹陈璧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倡议成立的这所学校最终以自己当年工作的场所作为校址，这也算是他和“北京中学”的一段缘分吧。

1972年河北北京中学归属权正式划归北京市，学校也更名为北京市第144中学。1979年，144中学撤销，部分144中学的原教职工调入在顺天高等学堂旧址处成立的地安门中学。如今地安门中学的校址为北京五中分校使用。

补白：

其他中学的前世今生

在前文提到了，北京一中的前身即清代顺治年间设置的八旗官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旗官学改称经正书院。次年戊戌政变书院制度被全面废除，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设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1904年八旗中学堂升格为八旗高等学堂。民国初期，该校更名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至抗战爆发前后该校分为初中部和高中部，实行三三制学制。1949年4月，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改名北京市第一中学，校名沿用至今。

北京二中的前身是创办于雍正二年（1724年）的左翼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左翼学堂改为史家胡同第五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在原小学堂基础上创办左翼八旗中学堂。民国成立后更名为京师第二中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二中已经倡导学生外出考察参观，而且在该学校内已经出现了类似今日学生会的组织，当时称为各班的班会，这些“班会”也就相当于各班的学生自治机关，而学校则有全校学生自治会。1951年，改为北京市第二中学。

北京三中的前身是正黄旗下辖的官立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改为右翼八旗中学堂。以对应东城的左翼八旗中学堂。1912年改为“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并搬至祖家街。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1913年曾就读于此。1950年10月学校改为北京市第三中学。

北京五中是这五所市公立学校中最年轻的一所。它创办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当时由京都市政公所组织创建的一座“平民中学”，专门招收家境贫寒无能力缴纳学费的孩子。当年其他公立学校每个学生每学期要缴纳十元学费，三元杂费，另有体育费两元、住宿费八元、图书费两元、制服费五元等，总计加起来对于贫苦人家来说确实是很大一笔开销。因此这所平民中学的设立，使得更多的普通民众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校的首任校长蔡诗可先生，对待这些贫苦学生亲如父子。至今在北京五中校园内树立的蔡诗可校长纪念碑的碑文中，还有“公之教学也，不尚严厉，不事敷衍，对于学生一若家人父子，然循循善诱之”这样的内容。

民国年间的北京第一中学，如今的北京一中。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