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帅

馋人摄

古人建造巨大建筑，自然是没有什么现代意识的，但崇高感却始终存在。在埃菲尔铁塔落成前，胡夫大金字塔雄霸人类建筑最高纪录榜首长达四千多年。即使在今天的开罗远望吉萨，三座金字塔的身影也清晰可见。

开罗的摩天大楼数量固然不能和发达国家城市的高楼数量相提并论，此处不谈经济因素，从文化心理上讲，面对开罗这样的古都，世人或许也并不乐于见到摩天楼的阴影远远盖过历史古迹的硕大身躯。

当曼哈顿遇见京城金融街

北京在中国城市现代化格局里同时具有呈现皇家建筑、园林的历史使命，和香港、上海、深圳乃至广州不同，传统建筑的存在对北京高楼模式仍起着一定的作用。后者这类纯粹的经济城市的建筑格局，与美国诸多大城市的摩天大楼林立的模式相仿，其中最经典的便是纽约曼哈顿地带。

公开资料显示，曼哈顿是纽约的市中心，纽约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保险机构均分布在这里。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分布在曼哈顿下城，而纽约的大企业、商业中心分布于曼哈顿中城。整个曼哈顿耸立着超过5500栋高楼，其中35栋超过了20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摩天大楼集中区，拥有纽约标志性的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克莱斯勒大厦、大都会人寿保险大厦等建筑。曼哈顿还有教育水平世界顶尖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以及被摩天楼群环绕的中央公园。

对此，我称之为“曼哈顿模式”，它的现代性模式是自发的、自然的，没有传统的包袱。而北京金融街的高楼（或许都不能叫摩天楼）的高度和密集程度都不能和曼哈顿相比，CBD的格局也远远小于曼哈顿，且兼有现代化城市格局与古老建筑混搭的模式，我称之为“北京模式”。

两种模式背后的文化象征自然是不同的，但的确也投射出各自对应的文化群体对现代性的理解。深谙结构主义思想的法国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在与法国建筑师鲍赞巴克对话时称：“让我们看这城市的风景，我们从此封闭在其中。堆积着一片铁匣子般的楼房，重重叠叠，甚至也有在路上快速行驶。身体之间的分离，正是分隔的普遍化的演出。在我们被召唤着走向生命终结的地方，在公墓里，这种布局形式达到了极点。”从建筑布局和风格的差异进入文化多元的思考，城市风景与文化风景的同构性颇为一致。

北京金融街的高楼数量与密度远不如曼哈顿，尽管北京并非国家金融中心，但金融行业依然是带动北京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金融街在北京扮演的经济角色与外界对它的想象，与曼哈顿之于纽约、纽约之于美国类似。但金融街的历史很短，到1992年才建成，在2008年，才提出要将金融街建成首都金融主中心。

也正因此，很多人将其看作“北京城里的金融街”，而非“金融街衍生出的北京城”。曼哈顿则不然，一方面，格林威治街、第五大道及帝国大厦周边组成了纽约的CBD，曼哈顿集中了全纽约最好的金融资源，而并不像北京的CBD和金融街是分离的关系。另一方面，曼哈顿经济立市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老牌的金融街区之一，有非常成熟的经济活动流程与组合群，非后发国家的首都的金融街区可以比拟。

后发国家的现代性时常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摩天楼布局和建设上也呈现类似的特征。但鉴于历史建筑的存在及其崇高的象征意味，北京金融街大楼的光彩时常被不远处的紫禁城建筑群夺去，只是在谈到现代性的时候，人们更习惯于脱离历史语境看待。其实，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性特征不可能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古典与现代的融合是它独特的风貌，这与让人联想到不断攀升的天际线、不断加速流逝的时间感的西方现代性有着显著不同。

传统的，还是现代的

从建筑空间上看，中国传统建筑多为平面舒展的形态，而西方建筑形态追求“向上”“更高”的步伐从未停止，步入现代化后，这一建筑理念自然转化为对摩天大楼的追求。追根溯源，有学者认为，这与西方重视宗教建筑有关，而中国的建筑目的基本着眼于生活实用，宗教建筑较少；与此同时，平原地形和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巨大，尽管几千年来朝代不断更迭，但建筑理念不断融入了国人的文化基因。

只是，这一传统随着西方建筑风格的闯入而改变。吊诡的是，国人讲究中正平和，对称的建筑格局、封闭性的建筑空间，本来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理念，它与包豪斯建筑风格的统一、秩序感、机械感和集体色彩“不谋而合”。尽管后者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呆板无趣，但不可否认，包豪斯在一定历史阶段里，与西方社会咆哮前进的现代化、资本化过程息息相关，当后发国家向看似乏味的包豪斯建筑学习时，“工业党”和集体化的话语主宰者，会从中感到震慑的力量，以及效仿的动力。俯瞰大多数城市的住宅区，千篇一律的灰色居民楼，似乎给人以美学上的失落感。但它对居民的实用性，以及在助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价值非凡。

其实，中国传统建筑并非不讲究秩序感，只是中国古建筑多为木材结构，相比西方古代流行的石构建筑，木构建筑更难保存，经历风雨侵蚀、天灾人祸后，远古时期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能保留至今。当然，这并不能反证从古希腊滥觞的西方石构建筑从建筑技艺上高出国人多少，只是不同文明形态下的建筑营建路径不同而已。

在帕特农神庙耸立在雅典卫城上的时候，中国的大一统时代还未到来，礼教秩序感正在瓦解，至于宗教力量更不可能借助世俗权力对国人的生活与思维进行约束。在西方，石构建筑的路径一经打开，后世工匠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建筑技艺，直到石构建筑成为表达宗教精神的载体。那些欧洲动辄兴建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大教堂，以及它不断攀升的建筑高度，如果不是有强烈的宗教寄托在里面，很难想象如此风格有多少实用价值。而在中国，则随着时间推移，多在木构建筑的基础上修葺完善，技术上愈发臻于精湛，以至于到了后来，仅屋顶样式就有单坡、平顶、硬山、悬山、庑殿、歇山、卷棚、攒尖、重檐、盔顶等多种制式，而作为最高等级的宫殿屋顶，重檐庑殿成为皇家建筑（比如故宫太和殿）的典范。

中西方在古代分别选取木构建筑和石构建筑为主流，与各自自然环境、文化属性有关。梁思成谈及中国传统建筑时曾称，“古者中原为产木之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毁亦视为灾异天谴，非材料工程之过。”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在《建筑的伦理功能》中认为，现代建筑的符号和象征意义是耐人寻味的，而不同的建筑风格暗喻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在西方，纵向建筑象征了世人同精神生活的联系，横向建筑则象征了凡人的世俗生活。比如，哥特式尖顶如利剑般插向天空，有学者认为它与“巴别塔式”的意象吻合，宗教式的永恒和神圣感，也通过坚固的石构建筑和纵向建筑呈现。

然而，在工业文明到来、大都市产生后，木构与石构建筑的文化内涵也发生了变化。钢筋混凝土构成的摩天大楼代替了石构的纵向建筑，建筑的神圣感消弭，世俗生活与资本价值登上历史舞台的主场，现代性的祛魅特征在其中得以彰显。在美国，帝国大厦、世贸大楼、西尔斯大厦曾先后刷新摩天大楼高度的世界纪录，纷纷成为所在时代的标杆式建筑，象征着资本和技术实力的强大。但在近年，世界高楼纪录的领跑者逐渐向后发国家转移，中国也正在成为世界上摩天大楼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在北京，“曼哈顿模式”并未成为主流，其中原因何在？进而言之，传统建筑风格如何实现现代转化？这背后还有更多颇有兴味的话题值得挖掘。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