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改编文学作品，很少躲得开“不忠于原著”的谴责，《白鹿原》被认为走到另一个极端，依旧成了反例。

接受采访时，编剧申捷坦言，如果当初权衡利弊，就没有今天的《白鹿原》。潜心三年完成剧本，他感觉自己经历了一次蜕变，把前十几年的编剧生涯全部扔掉，借《白鹿原》洗涤生命。申捷说：“其实我是鹿子霖的后代，精致的投资分子，鹿子霖投机时所占的各种便宜我都经历过。然而只有亲身体会过白嘉轩守的不易，必须经历过牺牲和世人的不认可，才能明白《白鹿原》对中国文化的‘守’、‘变’，‘扬’、‘弃’的辩证思考。我认为我忠于了原著精神，这是我得意的。”

忠于了什么？

接手《白鹿原》编剧时，申捷36岁，当初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部戏会找上他，而自己竟然答应了。他说以前的自己是“鹿子霖的后代”——精致投机分子。入行十余年，他一直是编剧中的收视保障，前有《重案六组》，后有《虎妈猫爸》。“我这人溜得特快，当初做完《重案六组》，警察戏就不能上黄金档了，我就溜了。看韩剧《大长今》受启发，觉得女人戏一定火，就写了《我是一颗小草》、《笑着活下去》；《媳妇美好时代》播火了，我又赶紧做起都市喜剧，写了《虎妈猫爸》，总之就是转得特快。”这也是申捷压根没想过改编《白鹿原》的原因，“整个戏的调性，会让人担心拍和播都困难，就算你写出心肝肺来，见不到观众，那几年都算‘荒废’了。”

他曾经按惯常思路为出品方联系过很多老编剧，遇到了各种推托之词，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前辈劝他，“你不要沾，这种题材吃力不讨好。那片太深了，你挖不进去！”接手之后，他几度写不下去，只能一头钻进史料里刨，党史、宗族史、民国史、县志。随着人物和剧情的发展，又相继查阅当时当地农民的耕种状态、婚丧习俗，县议会如何开，学生怎样求学，镇嵩军围城的悲惨，大旱大疫下的民生……不知不觉竟看了上百本资料书籍。这才觉着头脑充盈起来，手中的笔不再哆嗦。

“我一北京人，写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法下笔，太可怕了”，申捷希望每一个结构，每一个时期都忠实原著，“方言我集了一本，关于吃集了一本，一场求雨戏，我把宋代的古词故调都找到了。鹿子霖的县议会我写了一集半，怎么开会，怎么分车马费，几个代表住一个房间。还有白灵生孩子，跟大婶说：‘我好想叫你一声妈呀！’，她怎么那样感动？我体会不到。后来找到一位女红军的回忆录，写她在一个后有追兵，前面追不上大部队的境况下生孩子，拿破瓦片烫水割脐带，大婶跟她说，孩子你放心走吧，我死了也要把他养大。这些情节，一定是先在心里攒了好多好多材料，你才会有感受，才能在心里长出来，相信这些不是小说杜撰的。后来那段我写得特别动情”，申捷说。

开拍前的剧本研讨会上一片叫好，但也有老教授评价不忠于原著，申捷禁不住委屈。研讨会当晚，陈忠实先生临时决定请申捷吃饭。一来就很高兴地搬了个小马扎坐在他面前津津有味地讲自己写《白鹿原》小说的始末原委，评奖时的遭际和最后竟然是一个最左的老编辑为他说话一锤定音。“讲完了，他说：‘你明白了？’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做你的不用理会别人。饭桌上倒第一杯酒时，老先生站起来敬我，说：‘以后有什么事你直接找我，不要再找别人了。’”那时候，陈先生已经看过剧本了，在申捷的印象里，他始终没有一句对剧本的评价，这也体现了陈忠实对申捷的信任。

改编了什么？

涉及历史庞杂，只是《白鹿原》的基础难度。小说中有大量插叙，经常是“多年以后”，如何如何，改编时仅人物的出场顺序，申捷就排了几个星期，让他更发愁的是，这些颠倒时空的插叙是作者有意为之，用笔墨的留白为历史留白。“他很多东西不写，比如城里的事不写，白灵和鹿兆海怎么相爱的不写，跟兆鹏怎么相爱的也不写，可电视剧照顾观众心理，得把这些情节全补上。”创作中途，申捷赴西安到陈忠实先生那里找答案，像学生赶考一般。“我把陈先生写的随笔、散文、中篇评论都看了，才敢去见他。我带着几个问题，包括玄幻的部分、田小娥的情爱部分和一些敏感的话题内容。老爷子很通达，他说玄幻是因为人的闭塞和时代局限所致，完全可以加以批判的写。情爱的本质是压迫下人的互相温暖，田小娥渴求真正的理解和关爱。他觉得性点到为止，重要的是写到田小娥的内心。”所以，电视剧里保留了求雨、镇塔的情节，而田小娥的调性较之小说所改变，戏份也加重了。申捷解释：“我写了她的干净，她不认为睡男人很脏，是男人对她的态度很脏。其实在我心里，百灵和田小娥是同样的女子，我有意安排了一场她俩在窑洞住上一宿的戏，互相感觉亲切。在那样一个原上，田小娥是用身体反抗，而百灵是想跑出去追求，他们都不服男人的世界。”

另一改动稍大的人物是鹿子霖，后面的剧情，白嘉轩和鹿子霖会相互扶助，而不是勾心斗角到底。“鹿子霖在小说里是阴冷的，“半个村的娃都是他的私生子”，而我把这些略掉了，希望鹿子霖“暖”一些，他是有私心，但不是没底线，土地、钱、面子、儿子就是他的底线，他不能背叛的。我写他害田小娥和白孝文，是有懊悔，有恐惧的。”申捷也没有把白嘉轩完全当作正统人物来写，他理解，白嘉轩和鹿子霖正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守和变”的辩证关系，“守什么？变什么？哪个是褒义词？其实是相对的。我认为白嘉轩一路被时代的风吹得跌跌撞撞，守着祠堂的威严，任风自八方吹来，我自岿然不动。他的狭隘，是中国农民的狭隘。而鹿家人一心求变，鹿子霖精明的变，鹿兆鹏坚韧的变，他不断的被打倒，又不断的站起来。” 剧中加了一场白嘉轩和鹿兆鹏的辩论，他们一起给祖宗敬香，辩论祠堂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我写出了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有扬弃的立场和勇气。扬的是什么，弃的是什么？我果断地写出来了朱先生也会觉得应该在田小娥的尸骨上镇塔，也会偏听偏信，白嘉轩会不理解鹿兆鹏和白灵，会咬牙做一些狠事。”申捷觉得，对原著作者的尊重是从内心深处敬畏、继承，就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拼尽所学去改造，这是职业编剧的责任所在。

可不可以不套路？

对申捷而言，改编《白鹿原》最大的难，还不在技术层面，而是转变思路。申捷的几部苦情剧都是当年的收视冠军，那些故事大多从新闻事件中生发出来，用熟知善用的套路创作，收视无往不利。这或许也是《白鹿原》出品方请他来编剧的原因之一，却和他接下《白鹿原》的初衷正好相悖。“我想把前十几年扔掉”，申捷说，这次他花大力气拆解套路，每个细节的增删必须是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增加戏剧张力。比如白灵拒绝缠脚的情节，书中仅提到一句，但陈忠实先生说过，白灵最重要的是叛逆，于是他让十多个人围绕着缠小脚一事表明态度，侧面展现了每个人的代表思想。又比如，对白嘉轩之前六个妻子死于非命的戏剧化情节一句台词带过。申捷说：“如果完全按套路，我至少得留他之前一个老婆，还会写仙草怎么被吓到了，前几集必须把观众抓住了。” 小说中朱先生独闯清兵大营劝方升退兵，电视剧里又多了个白嘉轩。如此设计是为了省去朱先生和方升的对话。“朱先生和方升说的一席话拍出来就成《辛亥革命》了，而不是写这个原。我有意让白嘉轩不进帐，只看跑出来军士的反应。有些套路是一定要有的，套路在我这里不是贬义词。真正的职业编剧是任何题材都可以做，在套路里深挖人性，因为故事都讲完了。”

申捷坦言，“在《白鹿原》之前，我能同时干几个活，下面有好几个创作小组，四处参加研讨会演讲。但每天九十点钟收视率下来前，就开始提心吊胆，收视高大家一起喝酒庆祝，低了惶惶不可终日，生活跟着情绪走。那时候开新闻发布会是我坐中间演员坐两边，总揣测记者是不是对我有敌意，然后说多了又觉得惭愧。” 从前的生活，他自比是鹿子霖的后代，精致的投机分子，名利双收却苦恼满怀。这不是矫情，他解释说：“当鹿子霖的生活过多了，原始积累到一定份儿上你又没有过多的贪欲时，特别苦恼。多见一个人就多付出一分成本，感觉人心就是地狱，彼此之间会产生各种隔阂，甚至跟爹妈之间也一样。什么能解决我的苦恼？我四处找答案，于是那两年我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接了《白鹿原》。”申捷想借《白鹿原》静心，从此不用手机，与人联系交往靠电子邮件，“因为以前的生活是另一个极端，离不开手机，写《白鹿原》的时候想换个活法，挺好的。结果，剧本写完试着恢复回去，发现回不去了。”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金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