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所使用的数学模型、统计检验和市场论证，以文学的眼光来看是很陌生的，但细加观察又没那么陌生。我们可以视它们为修辞手法——隐喻、类比和诉诸权威。

修辞手法并不只是装饰，它们会替我们思考。海德格尔说，“说话的是语言，而不是说话的人”。一个人把市场想成“看不见的手”，把工作的组织视为“生产函数”并认为他的系数“显著”，而像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他这样做是将重大的责任交给了语言。细察语言似乎是个好主意。

好的科学家也擅长使用语言。最好的科学家，如古尔德和费曼这样的科学家，会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清醒地使用科学语言要求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注意到在场的其他人。

对听众给予注意就称为“修辞”——一个我在后来努力练习的词。当然，在警告别人剧院发生火灾，或者激起选民的排外情绪时，你也会使用修辞。这种叫喊正是这个词在报纸中的意思，就像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激烈言辞”，或者让我们的敌人屈从的“纯粹的大话”。报纸的定义是小修辞，而我所谈论的是大修辞。

在《现代教条和同意的修辞》中，韦恩·布思给出了很多有用的定义。修辞是“探究人们认为他们应该相信什么的艺术，而不是根据抽象方法来证明何为真实的艺术”；是“发现好的理由，找到什么能真正确保同意的艺术，因为任何理性的人都应该能被说服”；它“小心权衡还算好的理由，来得到大致可能或合理的结论——都是些太可靠，但好过碰巧或未加思索而冲动得出的结论”；是“发现正当的信念并在相互对话中改善这些信念的艺术”；其目的不可为“说服别人信从事先形成的观点，而是必须旨在鼓励相互探究”。

问题其实在于，不习修辞的科学家——通常愿意自视为“结果”的宣布者或者“结论”的声明者——是否也用修辞来说话。她是否试图说服别人？我想是的。如我刚才说的，语言不是由孤零零的一个人实现的。科学家也不是对着虚空或者对着自己说话。她要对着各种声音组成的群体说话。她希望得到倾听、赞扬、发表、模仿、赞誉和爱戴。这些都是她的愿望。语言工具是实现愿望的手段。

让我们用经济学的定义来给修辞开个玩笑，让它变得狭隘，如梦游一般——修辞是言语中手段与欲望的均衡。修辞是一种语言的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把稀缺的手段配置到人们想要得到倾听的无尽欲望中去。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可以合理推断，经济学家就像别的人一样，也是说话者，他们也渴望在去图书馆或者计算机中心的时候得到倾听，就像他们去办公室或者投票站时一样。我这样讲的目的是想看看做这件事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用，即研究经济科学的修辞。研究对象是科学，并不是经济，或作为描述经济的一种理论妥当与否，甚或主要是经济学家在经济中的角色（作用）。研究对象是经济学家彼此之间的对话，他们用这些对话来说服对方，投资需求的利息弹性为零，或者货币供给由美联储控制。

经济学作为社会天气预测是不成功的，但经济学作为社会史则极为成功，或者当它不再梦游于自身的修辞中时，作为社会史就会很成功。经济学，就像地理学或者演化生物学或者历史学本身那样，是一种历史的而不是预测性的科学。经济学并不被广泛视为一种对人类智慧的伟大创造，但我认为它是。经济学是社会的自我理解（的确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像马克思主义或者心理分析），如人类学或历史学那样引人注目。

文学批评不只是对好坏加以判断；在文学批评新晋的形式中，好坏问题几乎从没出现。文学批评主要关心的，是让读者看到诗人和小说家如何实现他们的目的。这里所做的类似经济学批评，并不是在攻击经济学，让经济学因其修辞而显得不好。再说一遍，所有人都要用到修辞，从数学家到律师，概莫能外。对经济学的文学批评，只是一种说明经济学如何实现其目的的方式。

（作者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荣誉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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