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曹操“未能审其本末”的家世一样，孙权的祖上同样晦涩难明。虽然《三国志》对此语焉不详，但到了南朝时，沈约《宋书·符瑞志》、刘义庆《幽冥录》、任昉《述异记》却不约而同地记载：孙坚父（一说祖）名孙钟，性至孝，“以种瓜为业”。也就是说，孙权的爷爷是一位瓜农。可惜，史料并未具体记载其所种之瓜的品种。

如今，人们所说的“瓜”，往往就是指西瓜。那么，孙钟所种之瓜有没有可能是西瓜呢？

宋代《草虫瓜实图》

甘香脆爽是甜瓜

汉末魏晋之际，瓜是一种常见果品，当时有许多文学家都曾专门作赋谈及食瓜感受。如刘桢《瓜赋》：“甘逾蜜房，冷亚冰圭。”陆机《瓜赋》：“体犹握虚，离若剖冰。”还有嵇含《瓜赋》说瓜“既淳且馨”，食之“忘困解酲”。结合这些描写，可知“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甘甜香冽，其果肉味甘、寒，所以能除烦热，兼有消渴解酒、清肺润肠之用。

乍一看，西瓜也满足这些特征。元王祯《农书》称西瓜“味寒解酒毒”，“宿酲（chéng,醉态）未解，病暍（中暑）未苏，得此而食，世俗所谓醍醐灌顶，甘露洒心”。但需要指出，中国在唐以前并无西瓜种植和食用的相关记载。杭州北郊半山水田畈新石器遗址、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早期墓与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遗址曾报导有西瓜籽和种子出土，但已被学者认定为是葫芦籽或冬瓜的种子。一般认为，西瓜在五代时传入，宋元时逐渐普及开来。又据汪灏《广群芳谱》，因为这种水果传自西域，故称“西瓜”。

其实，上古、中古典籍中的“瓜”，多指甜瓜。它分布广泛，且种植历史十分悠久，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豳风·七月》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这里提到的“瓜”与“壶”，即甜瓜与葫芦（瓠、匏）的通称。唐马总《意林》引《墨子》佚文说：“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汉无名氏《古诗》亦云“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此处“甘”作形容词，指甜瓜味甘。故李时珍《本草纲目》称：“甜瓜之味甜于诸瓜，故独得甘甜之称。”魏晋时，甜瓜尚称“地芝”或“土芝”。在这之后，“甘瓜”却渐成通称；至唐代，“甜瓜”之名频繁出现，遂取代“甘瓜”成为固定叫法。民间有时也称“香瓜”。

综上，孙钟所种之瓜大概率为甜瓜，且还是薄皮甜瓜。《文选》卷423引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曰：“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古时人们将瓜、果掷于水中冰镇，薄皮甜瓜因肉质松脆，成熟时中有空腔，故能浮于水。冰镇过的甜瓜清冽冰凉，食之沁人心脾，能解暑消渴，故后世常用“浮瓜沉李”来形容夏天的消暑生活。

元代钱选《三蔬图》（局部）

黄瓜丝瓜来自域外

除西瓜外，生活中常见的几种蔬菜“瓜”，也是“舶来品”。

西汉时，张骞凿空，从西域引入了许多“胡”字开头的域外蔬果，如胡瓜、胡桃（核桃）、胡荽（香菜）、胡麻（芝麻）、胡萝卜等。胡瓜虽在汉时已有，但吃法却与甜瓜不同。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胡瓜传入之初，人们多等到它成熟老黄之后方才收获，而后作腌菜，食之酸爽开胃。隋炀帝时，胡瓜改名黄瓜。南宋以降，人们吃黄瓜多取其青嫩之际，食之鲜甜可口。这就是为什么黄瓜看起来是青绿色，却取名为“黄瓜”的原因。

与之相比，丝瓜却有布瓜、天罗（络）、蛮瓜、鱼鰦（zī）等多个曾用名。丝瓜在我国起源也比较晚，至北宋末年渐有记载。据学者推测，入宋以来，闽、浙一带对外交通贸易逐渐兴起，丝瓜当在这时经由海上传入。历经两百多年，丝瓜的药用、食用价值已得到开发利用。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惟可藉靴履，涤釜器，故村人呼为‘洗锅罗瓜’。”可见用丝瓜络做鞋垫和刷锅，由来已久。引种时间最晚的是南瓜，又称“饭瓜”，在16世纪初（明中后期）才开始引种到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一带，并多用于辅食。

种植历史能与甜瓜一较高下的，是原产于中国的冬瓜。它虽然在秦汉时期就已种植，但已有固定称谓。“冬瓜”之名始见于里耶秦简，文曰“献冬瓜”，是一种贡品。冬瓜仁在文献中又称“白瓜子”，成书于东汉魏晋之际的《神农本草经》曰：“白瓜子，一名水芝，味甘平，生平泽。”药王孙思邈《千金翼方》认为“白瓜子即冬瓜仁也”，后人亦多持此见。冬瓜的确有药用价值。汉末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有解“食蟹中毒”之方：“冬瓜汁饮二升，食冬瓜亦可。”

种瓜可成家业

甜瓜适应性强，种植简单，生长期短，是成熟且优良的作物，被广泛种植于全国各地后，逐渐演化出多个品种。曹魏张揖《广雅》载：“龙蹄兽掌，羊骹(qiāo)兔头，桂支蜜筩(同‘筒’)……皆瓜属也。”始见于《齐民要术》的越瓜也是甜瓜的一种，因原产于南方诸越之地而得名。这种瓜不如其他甜瓜甜，但皮薄脆嫩，既能生食，也可腌渍，果用、蔬用均可，故后世俗称“菜瓜”。从产地与用途来看，越瓜可能更符合孙钟的需要。

汉唐之际，“种瓜为业”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汉初年，秦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隐居长安东门外种瓜，因其所种之瓜口感优越，世称“东陵瓜”。东吴名臣步骘、卫旌年轻时，“俱以种瓜自给”。南朝宋时，郭原平“以种瓜为业”，以船运“往钱塘货卖”，将瓜当成了发家致富的手段。瓜能撑起历代名人的家业，除了其自身拥有优良属性外，也与它的农业地位有很大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瓜就是重要的农产品。《管子·立政》云：“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在古人眼中，瓜与瓠是五谷、六畜之外的重要食物，故明人谢肇淛说“古人于瓜极重”。瓜是一种辅粮，也能作储备食物。王祯《农书》称甜瓜“一枚可以济人之饥渴，五亩可以足家之衣食”。在关键时刻，瓜可以直接充饥救荒，还能交易，换来粮食。东汉后期至初唐年间，战乱频繁，货币贬值，人们交易时更倾向于传统的“以物易物”，布帛、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太平广记》卷411引任昉《述异记》曰：“吴桓王时，会稽生五色瓜。今吴中有五色瓜，岁充贡赋。”能充作贡品和赋税，瓜的价值可见一斑。只是，这里提到的“五色瓜”是一种什么瓜呢？

神秘的“五色瓜”

五色瓜曾频繁出现在各种文献与诗歌中，这不禁让人产生浓烈的好奇。按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对“五色瓜”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多认为它是一种香瓜，也有称其为南瓜的。可实际上，“五色瓜”并非是一种具体的瓜种。

有关“五色瓜”的记载，最早见于南朝梁任昉所撰《述异记》，即上文所引。到唐代官修类书《艺文类聚》卷87《果部下·瓜》中，“五色瓜”与“东陵瓜”有了联系：“邵平，故秦东陵侯。秦灭，后为布衣，种瓜长安城东。种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谓之东陵瓜。”据此，有人认为“五色瓜”即“东陵瓜”。在历代诗人笔下，亦时常能见二者并提。唐孟浩然《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诗曰：“不种千株橘，惟资五色瓜。邵平能就我，开径剪蓬麻。”宋黄庭坚《薄薄酒二章》亦云：“秦时东陵千户食，何如青门五色瓜。”

诗人们屡次提及“五色瓜”，未必亲眼见过、吃过；而是因为“五色瓜”与“东陵侯布衣种瓜”有着很深的渊源。诗人借“五色瓜”“东陵”“邵平”等关键词，意在表达自己欲效仿东陵侯邵平：在人生失意之时不气馁，而是在田园生活中追求恬淡自得的乐趣。所以诗文中的“五色瓜”，只是诗人表达自己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象征，而非具体指某种瓜。

还须注意的是，“五色瓜”也常与“青门”一词搭配使用，其渊源显然在魏晋名士阮籍身上。其诗作《咏怀八十二首·其六》曰：“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阮籍借“东陵瓜”的典故表达自己的隐逸情结，但他并未直接说“五色瓜”。不难推测，“五色曜朝日”一句被后人附会在了“东陵瓜”身上，这才有“东陵瓜”为“五色瓜”之说。当然，这个误会的出现也情有可原，毕竟《述异记》中已有“五色瓜”之名，人们难免会认为，这里说的“五色瓜”就是阮籍诗中的“东陵瓜”。

既然如此，《述异记》中的“五色瓜”又是如何而来呢？

如上所述，吴桓王孙策时有“五色瓜”，这一名称的由来可能与瓜的外表有关，为当地人俗称；不过，这更可能是孙氏宣传的结果。孙氏立国，缺少正统、血统上的合法性，因而孙权、孙皓等人在位时，曾极力宣扬孙氏一族有祥瑞在身，以示天命在吴。如吴夫人曾梦日月入怀，遂生孙策、孙权。又据刘义庆《幽冥录》，孙钟少时，以种瓜为业，后遇三位少年求瓜，他很慷慨将瓜送给他们吃。没想到，这三位少年竟是天上的司命之神，他们为报答孙钟，允其后人当有“数代天子”。这样的奇异之事，显然并非事实，但从中能看出孙氏对祥瑞的宣扬。与“五德”对照的“五色”也是一种祥瑞，称孙策时有异于凡瓜的“五色瓜”问世，亦能表现孙氏一族的神异，从而加深“孙氏当旺”的舆论宣传。

要之，“五色瓜”作为意象，始于东陵侯邵平种瓜的史实，后经魏晋隐士阮籍的吟咏而深入人心，并有五色之说。随着《述异记》中“五色瓜”之名的出现，有五色的东陵瓜被附会为“五色瓜”，这才会被历代诗人引用并频繁出现在地方志之中。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瀛洲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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