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分桥柱如瓜蔓，

路入都门似犬牙。

落日卢沟沟上柳，

送人几度出京华。

这是金代诗人赵秉文所写的《卢沟》，是已知最早的、关于卢沟桥的诗。马可波罗曾称赞卢沟桥说：“河上架有一座美丽的石桥，这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桥长三百步，宽八步，十个人骑马并肩而行，也不感觉到狭窄不便。”

赵秉文提到的卢沟桥已不存在，它毁于康熙年间的一场洪水，今天所见的卢沟桥重建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永定河被称为“小黄河”，历史上曾10次改道，7次淹北京城，8次淹天津城。从元朝建立的1271年，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640年间决口124次，平均每5年便有一次。

清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洪水涌入京城，紫禁城内“宫门左进水深至五六尺……军机直房内进水已将盈尺，不能驻足，各衙门奏事均须徒涉进内，水深过膝”，普通百姓“避树上巢居”“屋宇倾圮者不可数计”。嘉庆帝为此放弃了木兰秋狝，且“停止一切筹备事宜，庶息民劳而省己过”。

永定河如此可怕，引人好奇：金中都地势更低洼，它是如何防洪的？

从史料看，金中都始终没找到好办法。据学者武玉环统计，金朝史料共记57次水灾，金中都竟占了11次，达全部水灾的19.3%，且越到后期，水灾越严重。甚至可以说，水灾也是造成金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元朝比金朝更重视防洪，元大都迁到地势更高的北边，即是一个好办法。

（清）张若澄绘《燕山八景图·卢沟晓月》

一开始没做好功课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这是金代名臣梁襄对金中都的评价，也是金海陵王迁都的理由。

从宏观看，金朝将首都从上京（今属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到中都，是明智之举；可从微观看，准备时间太短，不得不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匆忙扩建完成，带来种种问题。

首先，辽南京地势低洼，离永定河近，易生水患。

据《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一书统计，辽穆宗应历三年（953年）到辽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年），北京共发生12次大洪灾。以993年水灾为例，“桑干（即永定河）溢居庸关西，害禾稼殆尽，奉圣（今属河北省涿鹿县）、南京（今属北京）庐舍多垫溺者”。

这还不包括辽朝刚占幽州（今属北京）时，幽、瀛（治所在今河北省河间市）、莫（治所在今河北省任丘北）三州大水，数十万灾民逃至后周。

其次，气候剧变，金朝却未设防。

辽金是中国气候史上第三个温暖期向寒冷期的过渡阶段。气温下降，造成自然灾害增加。

辽代早期，北京水灾一般发生在七八月份。可到辽代中后期，水灾时间不定，还出现了此前没有记录的旱灾。到了金代，旱灾、水灾的频率都增加了，规律性更不明显，且越到末期，发生频率越高，加上风灾、地震等，让金朝统治者焦头烂额。

不能不说，早期没做好功课，给后来添了大麻烦。

粮食供给成瓶颈

除了防洪观念薄弱，金朝统治者还忽略了一件大事——粮食供给。

辽代北京名为陪都，实为边镇，保障驻军用粮即可。北宋缴纳的“岁币”在此交接，另有边境贸易，即使如此，仍有饥荒。

北宋末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朝，途经燕山府，记录道：“自燕山府（今北京）八十里至潞县（今北京通州区）。是岁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尸插纸标于市售之以为食。”

宋徽宗知道后，下令送50万石粳米，“以赡燕军”。

古代北京地区粮食产量低，且自然灾害不断。比如今天少见的风灾，金朝史料记录共30次，12次发生在北京。

农业生产力弱，金朝还采取了奇葩的猛安谋克制，将大量女真人迁到华北务农。

为保障他们的利益，金世宗表示：“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

于是，基层官府尽夺民间良田以供猛安谋克户，“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

可政策倾斜了，并没调动起猛安谋克们积极性，他们得了良田，“不自种，悉租以民，有一家百垅无一苗者”，整天“惟酒是务……（有）预借二三年租课者”。

金朝重视农业，可强力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反而降低了整体效率。

把首都移到北京，皇族、贵族、官僚系统、宫廷服务人员等都要吃饭，靠本地所产无法支撑。于是，金中都的粮食供给只能靠漕运。

金口河修成了大笑话

元朝办漕运有成，因气魄大，通过京杭大运河，将南方粮食直接运到北京，解决了供给问题。金朝则面临困境，因未征服南宋，无法控制淮河流域，只能采取临时的解决方案：先将山东、河北等地粮食水运到通州，再走陆路，从通州运到北京。

陆路运输成本高、运量低，远不如走水路。

金朝初期利用坝河，在今德胜门附近，直通通州，但坝河水量少，且地势高，漕船难通过，日渐荒废。

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到密云狩猎，见“运河湮塞”，指责户部侍郎曹望之说：“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下令治理，可勘察后的结论是，需征调民夫万人，才能成功。因耗费太大，金世宗爱惜民力，表示：“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内里军夫，浚治。”这条运河应该就是坝河。从结果看，“浚治”的结果不理想。

大定十年（1170年），金世宗又决定“自金口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即在中都与通州之间修一条运河，将永定河水注入运河，使漕粮直接入京。该工程的核心是打通金口河。

没想到，金口河打通后，“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无法应用。平章政事驸马元忠建议：“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结果“竟不能行而罢”。

金口河工程体现了金朝治理的大问题：不重视专家论证，不实地踏勘，缺乏长远规划，片面追求短期效应。

金人修河元人用

金口河失败，尚能“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可它比金中都高45米，距离仅22公里。

大 定 二 十 七 年（1187年），有朝臣提出：“只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倘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不然则更立重闸，仍于岸上置扫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几可以无虞也。”

射粮军是兼充杂役的士卒，纪律性差；埽兵则是专业的工程兵。

金世宗无奈，下令堵死金口河。《元史》指出：“兵兴以来，典守者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金口河存世仅10余年，乍兴乍废，暴露了决策非理性、不负责任等问题。

泰和五年（1205年），金章宗在中都又开凿了新漕河，“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即引温榆河的一亩泉入高梁河，解决漕河的水量不足的问题。此前因缺水，从通州到金中都，水路需走10多天。

学者李珮在《金代中都地区运河建设概述》中指出，新漕河工程的效果不理想，据《金史·河渠志》：“其后亦以闸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车挽矣。”

1215年，金中都失陷，新漕河只为金朝服务了10年。

新漕河在元朝时发挥了作用。于杰、于光度在《金中都》一书中指出：“元代所开漕河，都是在金代旧漕河的基础上进行的，全部河道金时已有，这些河道自金朝南逃放弃中都后的几十年废弃不用，以致败落，元代只不过是把水源由一亩泉改为白浮泉而已。”

金朝重视治水，但缺乏整体布局的能力，总是徒劳无功。

治河落入了死循环

治水工程屡建屡败，金朝水患日益严重。

为治水，金朝付出巨大努力。

一方面，设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比如都水监，是完全独立的治水机构，官至四品，拥有较大权限。

另一方面，各基层官员均有治水之责。以漕河为例，“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衙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皆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

在关键区域设专官。比如为保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

在治水官员选拔上，也特别谨慎，“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干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体察，若不称职，即日罢之。如守御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满，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量与升除”。遇突发情况，金朝皇帝还会派重臣，直接总督其事。

治水的官再多、再负责，也补不了先天的短板。

金朝水灾多，因金灭北宋后的第二年（1128年），南宋东京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在卫州（今河南汲县）和滑州（今河南滑县东）之间掘开黄河，致黄河改道，入侵淮河。黄河多沙，造成淮河流域淤塞，一遇暴雨，立成泽国。整个金朝，黄河水患多达57次。

金朝四次大规模修黄河堤岸，从大定十一年（1171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投入民工累计994万余人。但金朝无力彻底解决河患，落入“修堤—泥沙沉积—溃坝—再修堤”的死循环，无力再关注金中都的水患。

聪明反被聪明误

金朝水灾多的背后，也有“人祸”的因素。学者武玉环认为，主要体现在两点：

其一，只治不防。总是借口“以河道淤积，不能受水故也”，“向以不为水备，以故被害”。

其二，胥吏相互勾结。“百姓凡有差调，吏互为奸，若不早计而迫其征敛，则民增十倍之费，然其所征之物，或委积经年，至腐朽不可复用，使吾民数十万之财，皆为弃物，此害非细”。

表面看，金朝皇帝也强调以人为本，大灾后必有《罪己诏》，且参与救助，赈济灾民，减免租赋。但金朝更重等级，对受灾的猛安谋克、官员、老人大方，对普通民众却冷漠，且一阵风过去，便不再关注。

金朝允许猛安谋克蓄奴，灾民常“卖身为奴”，越是灾年，猛安谋克就越富。金朝也会干预，如“官为收赎”，但受惠范围太小。

面对水患，金朝统治者毫无作为，因朝野皆被迷信笼罩。正隆五年（1160年），河东、陕西地震，海陵王问司天马贵中：“何为地震？”马贵中说：“伏阳逼阴所致。”又问：“震而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以震。风为号令，人君严急则有风及物之灾。”

马贵中认为，地震说明阴阳不和，土地有压力，根本在“人君严急”。

问得荒唐，答得也荒唐，要命的是，彼此都信以为真。有了这种怪想法，当然不再想积极救灾，更不会为明天打算。

金朝北京的防洪工作很糟糕，留下教训。许多人却无视这些，一味溢美前人，言必称：“古人不比现代人聪明？”古人确实聪明，但没有科学头脑，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原标题：金中都如何防洪？）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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