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猎之途实乃微服私访之机

提到古代帝王官员的调研，人们会想起来微服私访，这一活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之，为后来历代贤明君主大臣所效仿。

古时候的调研除了微服私访，帝王官员也会轻车简从下基层，也有的是前呼后拥下基层，但是归根结底，要看调研的成果，即查没查到实情，办没办实事，至于方式方法，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形式主义的调研是注定不会有实效的。

唐代时，有一位帝王就创新了微服私访式的调研，他能够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去了解民意民情，他就是唐宣宗。作为唐代后期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唐宣宗“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因此，他即位后，不仅“虚怀听纳”群臣进言，还特别留心地方官的政绩，以便他能够及时进行升赏。

一次，唐宣宗出宫射猎。途中，遇到一位樵夫，宣宗立即驻马，开始了他的微服私访式的调研。他问樵夫是哪个县的人，樵夫说是泾阳人。宣宗接着问：县令是谁？樵夫回答：叫李行言。宣宗更进一步问道：“为政何如？”樵夫也不知道是皇帝在问话，就照实回复：“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指北衙禁军）索之，竟不与，尽杀之。”宣宗听后若有所思，自认为陌生人的评价更中肯。

回宫后，唐宣宗认为泾阳县令能够不避权势、为民除害，于是就将他调研的成果——这个县令的名字记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一个月后，海州刺史空缺，宣宗立即将李行言任命为海州刺史，并赐“金紫”穿戴。李行言入宫谢恩，宣宗让人从殿柱上将名帖揭下来给他看，李行言这才明白自己的升迁是宣宗微服私访的结果。

唐宣宗能够把出宫射猎当作一种了解民情的机会，一旦发现有政绩的地方官便记录在案，随时准备提拔任用，达到“贤能效用”，这种用人作风也是值得称道的。

资料图 新华社发（图文无关）

“水晶灯笼”灯下明

在一切工作中，最怕的是灯下黑，有些官员好高骛远，往往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人和事没有察觉。比如身边的问题，不去解决；身边的人才不去提拔。反而舍近求远，兴师动众去偏远地区调查研究和去外地考察学习，最后还不了了之，实乃无用之举，浪费行政资源。

在宋代，有一位官员，善于解决灯下黑的问题，因此被老百姓誉为“水晶灯笼”。古人都知道水晶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结晶石英，用水晶做的灯笼通体透明，什么问题都隐瞒不住，所以人们以此来比喻官员眼光锐利，能洞彻一切问题。这位官员就是刘随，他以进士及第入官，被任命为永康军（今四川灌县）判官。大家知道，下面的判官充其量就是一个佐理军州事务的小官，在很多人眼里似乎无职无权，然而刘随却不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职权之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为百姓办实事。

在调研中，他发现永康军没有水井，当地居民饮用水，全都依赖附近的导江之水。每到冬季，江水冻涸，人们只得去离城二十里处，取水饮用。由于饮水艰难，人们常常饮食不时，不少人因此患病，甚者竟至死亡，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面对这个严重情况，刘随下决心修建一个通水工程，根除永康军的缺水之患。他徒步登上永康军附近的鱼凫山去考察，发现这座山可以俯视全城，且山后有一股很大的泉水，如果能将泉水引到城中，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于是，他进行实地勘察，终于找到了引水入城的办法，组织人员开展工程建设，终将泉水导入了永康军。

显然，刘随的调研是真调研，发现过去人们没有发现的问题，尤其是许多眼皮底下的问题，并彻底予以解决，老百姓对他十分钦佩和感激。宋范镇《东斋记事》记载说：“刘随待制为成都通判，严明通达，人谓之‘水晶灯笼’。”

农事找农夫计议

想通过调研了解实情，必须放下身价，与百姓打成一片，真心真意去问询，虚心去向百姓学习，实实在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这样百姓才能掏心窝子，给你交实底。这样的调研才会有成效，人们才会更拥护。

在明代，多有官员走进百姓中间，去知民情解民意纾民困。明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便是其中著名一例。周忱，字文襄，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年）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得选庶吉士，进学于文渊阁，后升任刑部员外郎等职。明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正担任工部右侍郎的周忱被任命为江南巡抚，总督税粮。而此时的江南作为发达地区竟然拖欠国家税赋。

周忱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深入了解百姓的疾苦。他“尝去驺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然而，百姓竟不知他就是巡抚，自然是有话便说。一天晚上，周忱微服私访，经过一个村时，见树下有个人坐着乘凉。周忱上前同他搭讪，两人谈起农家田间之事，很是投机。直到属员们找到这里，那人才知面前的人竟是江南巡抚。就这样，周忱从百姓口中了解到了许多实情。

明史学家黄景昉曾评价他说：“周文襄每有兴革，必与官吏士民反复议始行。如细布一法，召东门黄婆入行台计之，往往留语至夜分。”农事找农夫计议，纺绩之事找纺婆计议，这也许就是周忱的工作为什么行之有效的原因。所以搞调研，必须真诚地走进百姓，去寻方问药。

寻拔本塞源之策

在调研中去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才能达到“调研如抽丝、解决问题如山倒”的效果。

清雍正四年（1726年）由广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的鄂尔泰，不久向雍正帝连上奏折，大谈西南几省改土归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听到鄂尔泰上奏折再次提出改土归流，大臣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早在鄂尔泰之前广西提督韩良辅、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毛文铨等都向雍正帝提出过改流建议，但均遭雍正帝的驳斥。

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雍正帝看了鄂尔泰的奏折后，却立即批准，并委以重任，令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大臣们颇为不解，后来雍正帝才说明了这其中的原因，前面韩良辅等人，一是没能拿出具体方案，所言只是“小知小见，乃攀枝附叶之举，非拔本塞源之策”；二是他们“非能办理此事之人，故未允其请”。

原来，此前鄂尔泰在广西任巡抚时就对此事已经做了一些调研，所以知道改土归流的紧迫性。此番新任云贵总督后，他更是加大了调研力度，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了如指掌。鄂尔泰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全面的改流方案。他连上几个奏折，详细阐述了改流的必要性、迫切性，并强调，“不改土归流，终非远计”，“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最终，鄂尔泰没有辜负雍正帝的信任，他主持了西南几省的改土归流，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鄂尔泰在此项工作上，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就是得益于他的调查研究问题导向明确，目标精准，方法得当，推进有力。所以，任何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去查清原委，找出解决的办法，并追踪到底办好办成，才能赢得上司和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作者为文史学者）

（原标题： “每有兴革必与官吏士民反复议”）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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