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知名人物，有大江南北两位“刘三”：一位是名满江南的南社诗人和义士刘季平，原名刘钟龢，字季平，上海华泾人，因其行三，又仰慕行侠好义之人，遂自取别号“江南刘三”，时人以“刘三”称之。

另一位“刘三”便是著名学者、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师培，江苏人，因其行三，故也称“刘三”。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两人因为行事不同，风范亦不同，最后的结局也不尽相同。

位于上海徐汇区华泾路868号（华泾公园内）的邹容纪念馆，原为刘三故居黄叶楼。2004年，黄叶楼迁建于华泾公园内进行保护，2007年改建为邹容纪念馆。2017年重新布展，2018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

冯晨清 插图

邹容纪念馆外墙上曾挂有标识牌介绍“刘三故居”

邹容纪念馆相距不远处有尖顶青石刻书“邹容之墓”，“邹容之墓”后有石碑一座，有章太炎篆书：赠大将军巴县邹容。

刘三写给友人的信札

刘三的印章：“华泾乡人”（左）和“刘三先生”（右）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上海华泾人刘季平（1878-1938），行三，自号“江南刘三”。其号出自清代名诗人龚自珍的《送刘三》诗：“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刘季平仰其诗中节义之慨，遂用“刘三”期以自许。

刘季平后来以诗名入南社，但南社盟主陈去病却称他为“侠客”。刘季平的“侠客”气度和“江南刘三”的义名更为远播，是为冒险营葬邹容骸骨。

1903年邹容著《革命军》出版，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该书风行海内外，印行达二十余版百万册，书中痛骂“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书光绪姓名，被清廷视为大逆，1905年清廷勾结上海英租界下狱将邹容致死（一说为被毒毙）。之后邹容遗体被弃置墙外，并限令家属十天之内择地收葬。幸有在《中外日报》报馆工作的四川同乡陈竟全等人筹集40洋元备棺收殓，因邹容是四川籍，暂厝于四川义庄。收尸者怕受株连，只在棺上写有谐音的“周容”二字，以免棺柩湮没。得知此事的革命志士为邹容死后无一抔之土安葬为安，无不扼腕叹息。

刘三在1903年赴日留学时结识邹容、陈独秀、苏曼殊等人，后加入孙中山所创兴中会，与邹容皆为反清同志。此时刘三见一时无人敢下葬邹容遗骨，不避株连问罪之险，毅然将其遗骨埋于自己的家乡上海华泾县老宅黄叶楼旁，并筑墓立碣。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表彰邹容烈士的功勋，特追赠邹容“陆军大将军”衔。1912年9月初，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马小进景仰邹容烈士，曾约苏曼殊同至华泾访挚友刘三，谒邹容墓，并赋诗纪事。

刘三行侠仗义，有古之遗风。他从未宣扬在自己宅旁营葬邹容之事，致使世人多半不知刘三葬邹容于自己宅地的义举。刘三后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等执教，前后达六年，世人更鲜知邹容遗冢所在。

1922年冬，曾与邹容一同入狱赋诗唱和的章太炎，一直不忘邹容身后事，得知刘三营葬墓冢于华泾，即与蔡元培到此寻觅，经一番周折，询问当地乡农，才在荒地杂草中找到。奠祭之后，二人商议重新整修邹容墓。

1924年清明节，章太炎相约与邹容有交往的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张继、马君武、章士钊、李印泉等二十余人，前往华泾祭扫邹容墓。大家决定不仅要整修邹容墓，还要刻碑纪念。

扫墓之后，同行者来到刘三的寓所黄叶楼聚饮。刘三捧上素色纸书请祭扫者题诗留念，众人有感于刘三的豪气和侠义，皆赋诗书赠。

章太炎的赠诗是：

落魄江湖久不归，

故人生死总相违。

只今重过威丹墓，

尚伴刘三醉一回。

“威丹”是邹容的表字。大约是鲁迅所说“渐入颓唐”，此诗气格远不如当年他所写的《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此诗慷慨沉郁，一经吟出便广为传诵，难怪鲁迅为之激赏，特抄录于《忆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

于右任的诗是：

廿载而还事始伸，

同来扫墓一沾巾。

威丹死后谁收葬，

难得刘三作主人。

当年《苏报》案发，清廷搜捕甚急，曾与邹容一同隐匿的张继，抚今忆昔，感慨题诗：

威丹死后无人葬，

只赖刘三记姓名。

廿载复仇成大业，

敢浇清酒答前盟。

李印泉的诗是：

君倡革命军，

杀身何壮烈。

酹酒吊荒冢，

桃花共泣血。

章士钊的诗是：

谒墓来华泾，

重见刘高士。

谢君葬友恩，

不敢题凡字。

赠诗当然是现场口占，或少深思推敲，略输文采，姑引数章，由此可见众人对刘三的敬意。章太炎为邹容作墓志特意褒扬：“上海刘三，葬之华泾……于是海内无不知义士刘三其人。”刘三义行，除上述者外，柳亚子等很多人都竞相写诗相赠，称他侠肝义胆，做了一件千秋不朽的好事。

刘三不仅“郭解朱家侠气横”，且精书法、善吹箫，又写得一手好诗，枪法亦佳，还是藏书家，藏书万余册，并有名家墨迹、碑帖等，编有《黄叶楼典藏图书目》。坐拥书城，横箫吟句，是南社诗坛的倜傥人物。

当年柳亚子主持过一次南社雅集，共一百单九人，仿明末东林点将录之风雅，以水泊梁山英雄相拟，作《南社点将录》在报纸上宣布，《上海市年鉴》也予收录，可见影响之广。

蔡元培为“托塔天王”，柳亚子为“天魁星呼保义”，刘三列第七为“天雄星豹子头”，亦可见他在南社诗坛中的地位。他的妻子陆灵素也是南社诗人，上海青浦朱家角人，诗文皆擅，尤工昆曲，时人有“南社才女”之誉。凡家中雅集，陆唱曲，刘吹箫，当时被朋辈喻比李清照与赵明诚。不过以我之见，以赵比刘，似不类，赵明诚守城遁逃，遇事畏缩，与刘三行事截然有别。

刘三的妻兄陆士谔，也是名医、小说家，1910年发表小说《新中国》，极其穿越：主人公陆云翔梦见1951年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开发浦东，建金融中心、浦江大桥、越江隊道、地下电车等。上海于2010年真的举办了世博会，陆士谔若有知，对自己的百年穿越当不无得意吧？这是题外话了，但与刘三关系密切的苏曼殊却不可不提。

苏曼殊信札选集中收录的他写给刘三的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黄叶楼遗稿》

刘师培书法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前面谈到苏曼殊是最早探访邹容墓址的会党同志。他若不是于1918年病逝，必与章太炎等去邹容墓地祭扫故友。他与刘三关系甚为相契：在日本同入成城学校，同入“拒俄义勇队”和华兴会，归国后又同入南社。苏曼殊与刘三性格相仿，刘三有侠气，柳亚子亦赞苏曼殊“奢豪好客，肝胆照人”。

曼殊常往刘三家中饮酒，爱吃八宝饭，刘三夫人陆灵素特制请他来一饱口腹。曼殊生活窘困，刘三常解囊资助。南社老人郑逸梅《南社丛谈》为刘三作传，说他对苏曼殊“资助无吝色”，因此曼殊赠刘三画作“特多”。

苏曼殊留下的一百多首诗作中，赠刘三的即有四首：

《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三》：

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近日诗肠饶几许，何妨伴我听啼鹃。

《柬金凤兼示刘三》二首：

玉砌孤行夜有声，美人泪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点荒烟锁石城。（其一）

生天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其二）

《东来与慈亲相会，忽感刘三、天梅去我万里，不知涕泗之横流也》：

九年面壁成空泪，万里归来一病身。泪眼更谁愁似我，亲前犹自忆词人。

因“刘三旧是多情种”、“多谢刘三问消息”两句，刘三特请费龙丁、寿石工刻成“多情种”“问消息”印章，与人通信便钤于牍末。由诗中可见二人谊情，赠刘三的诗有的已成为苏曼殊的名句屡被后人引用了。刘三也有若干诗赠曼殊，如《送曼殊之印度》：

早岁耽禅见性真，江山故宅独怆神。担经忽作图南计，白马投荒第二人。

他欣赏曼殊才艺，曾诗赞：“苏子擅三绝，无殊顾恺之”（《郑逸梅选集》第一卷》）。足见二人互相倾慕惺惺相惜，刘三诗风略与曼殊相近，但不乏侠气。如《初到杭州》：“一枝斑管一灵箫，幽怨何曾尽六朝。別以河山增胆量，盛年来看浙江潮。”婉约中隐约可见豪逸。

刘三有诗集《黄叶楼遗诗》，郑逸梅老人说只有油印本。《南社丛刻》第一集仅载数首，看来他的诗集或已湮没无闻了。据郑逸梅《南社社友著述存目表》记，刘三还著有《拨灰集》《焚椒录》《华泾风物志》三种著述，但不知存世否？

刘三有诗名，他的诗友很多。陈独秀曾在1914年8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号发表七首诗，仅第一首是怀友，其他六首均为游景吟物之作，怀友诗为《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

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大火流金铁，微云皱石鳞。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由此可见陈独秀心目中的刘三，是列为可解心中垒块的仅“两三人”的挚友。

刘三书法名气有多大？我读过《历代名人楹联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即收入其对联两副，颇具纵横劲拔之气。历代名人当如过江之鲫，能入选者不易。刘三擅隶书，摹《石门铭》功力极深，张组翼石门跋说：“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是窥视堂奥之言。刘三与陈独秀、沈尹默常聚而论书作文，刘三推崇沈字，赠诗云：“若睹真书君第一，试言隶草我无三”，佩服沈尹默的楷书，但刘三睥睨自负于自己的隶、草。1916年，蔡元培与陈独秀倡导成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特请马叙伦、沈尹默、刘三等为书法导师，以匤正学风。但名气虽大的刘三却从不轻易对外人挥毫，只为二三知己破例（《南社丛谈》），可见他的遗墨鲜见于世间。但《民国书法史》有载他和沈尹默曾在北京定润例卖字。看来刘三不愿随意赠人，却能收钱卖字。当年大学教授是可以兼职授课的，挂单卖字更是个人自由。刘三于1938年因病逝世，回首龚自珍《送刘三》中“侠骨岂沉沦”之句，无不令人扼腕一叹。

早年仅马叙伦、郑逸梅等为刘三作过简略小传，其革命事迹大多无记。值得一提的是，刘三从日本归国后，在家创办丽泽书院（后改青年学社），延请黄炎培等讲学，目的是文武兼修，为反清起义培养力量。后又预谋刺杀两江总督端方，莫以为刘三只是翩翩浊世一书生，他不仅枪法极准，须知刘三当年在日本留学入的是骑兵科，一骑绝尘。刘三名列《南社点将录》“豹子头”的气势，也是令人不禁神往，可惜事泄被捕，经黄炎培营救，半年后获释，而家财则倾尽一空。于右任在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任上，曾特聘刘三为监察委员，刘三在任上弹劾一位不称职的县长，写了一篇甚长的劾文，义正辞严，一时为之传诵。可见刘三不仅有一身侠气，更有一腔正气。

刘师培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另一位“刘三”便是后来在北大任教的刘师培（1884-1919），行三，他的表字申叔，正应《吕氏春秋》中古兄弟“伯、仲、叔、季”的排行顺序，故也称“刘三”。其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鬓发蓬松，衣履不整，时人因有“疯子”之称。但他早年却不是这等模样。十九岁时中举，被保荐知府充学部咨议官。他又长于音韵训诂之学，其先人自曾祖刘孟瞻起，世代治《春秋》、《左传》之学，其祖、父之名列于《清史稿》，至他时集其大成，学著极丰，海内外无不知其大名。如日本人小泽文四郎曾专程来华写成《仪征刘孟瞻年谱》，1938年由北平文思楼出版，是第一部有关研究刘师培的专著。可见刘师培不仅在国内享大名，日本亦不乏崇拜者。

后来反清革命风起，他少年气盛，最为醉心鼓吹种族革命，是当时同盟会中最为激进的人物。据考证他在日本还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翻译过马克思的文章。

刘师培曾在《天义报》发表大量同情下层民众之文，如《悲佃篇》，说江淮以北佃农，“名为佃人，实则僮隶之不若，奉彼(指田主人)之命，有若帝天，俯首欠身，莫敢正视，生杀予夺，惟所欲为。”他并收集《穷民谚语录》《贫民唱歌集》，以揭露封建社会之痼病。

刘师培以经学自矜，章 太 炎盛赞其说经之闳深，所以视诗为末技，但偶有所作，大见功力，且悲悯民生，令人感动。他曾作《滇民逃荒行》：

小车行辚辚，黄埃噎其颠。病妇无完裙，捐子道路边。儿奔呼母前，百啼母不旋。问妇来何方？答言籍南滇。曩岁愆阳多，飞螽翼满天。粒米未入甑，撮粟或万钱。使君报有秋，责租若靡煎。为言余粟罄，胥曰鬻尔田……

这是他去四川时，亲见云南灾民逃荒流离颠沛之苦而作，揭露官逼胥索之凶恶。令人读之颇有杜甫《三吏》《三别》的遗韵。他还羡慕“流血五步，伏尸二人”的暗杀之举，密谋行刺过广西巡抚王之春。但没有多久，这位名字都改成“光汉”（即光复汉族之意）的“志士”，却转而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成为密探，提供情报，出卖同志，极为猖狂。因此曾差点被浙江会党王金发杀死。当年刘师培写过文章，痛斥清朝入仕的汉人学者，如康熙时的道学家汤斌，于雍正朝入贤良祠，道光朝又从祀孔庙。刘师培痛斥汤斌是“觍颜仕虏，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而自己背叛初心，其言其行真是反差太大了。

辛亥革命那年，他随端方往四川平乱，端方被起义士兵所杀，刘师培亦被拘留，后经章太炎、蔡元培联名吁请保释，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营救，经孙中山电令，才得以不死。

苏曼殊与这位“刘三”也曾为友。苏曼殊曾于杭州白云庵中，与江南刘三避暑，忽得同盟会中人来函，警告责备他与刘师培狼狈为奸作奸细，这是误以为苏曼殊与刘师培为好友，后柳亚子曾为之辩护才真相大白。

当时，江南刘三为防不测，避走上海，苏曼殊“以妄人之责言”写诗安慰，江南刘三用赠诗原韵答：“流传成空相，张皇有怨辞。干卿缘底事？翻笑黠成痴。”两人当做一桩笑谈。曼殊后来也向革命同志告知刘师培的奸细本质，并与之断交。

刘师培侥幸下了清廷奸细的黑船，却又上了“洪宪”贼船，成为劝进袁世凯登基的“筹安六君子”之一。袁世凯颇赏识他，先后任他为公府咨议，参议政院参政等职，还授为“上大夫”。“洪宪”驾崩之后，他成了被通缉归案的帝制祸首。幸被权要以“人才难得”疏请保免。他因此由北京避居天津，生活极为困苦，时蔡元培念及故旧之情，聘为北大教授，他又迁回北京。当时北大文科教授分为革新与守旧两派，他与林琴南及黄侃等自然属旧派。1919年11月20日，他病逝于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年仅36岁。据说他临死前曾遗言其弟子黄侃曰：“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矣!”看来两位刘三，刘师培可谓有才无德，与江南刘三相比，品节大义何止天壤之别？

刘师培的革命资历和学问远远超过刘季平，但大义气节却远逊之。对刘师培而言，“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叹息之余，也联想到与他并列的筹安六君子，如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皆为辛亥革命元老和大学者，怎能利令智昏甘心做贼？后来抗战中的汉奸，也有若干学问家，论读书明理，鲜有可及，但至今从未见其道歉，或狡辩，或缄默，还包装成所谓“大师”，真的不如刘师培死前还知道忏悔。这种现象值得今人警惕和深思。

才情不可学，做人行事学刘侠客，还是可行的，否则读书再多，学问再大，不也是白读了吗？

（原标题：刘季平与刘师培：大江南北两“刘三”）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朱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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