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目的是通过消除歧视性政策，赋予农民进城过上美好生活的机会。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变成“以吸纳人口”为目标。地方政府与开发商逻辑一致地诱导农民进城，以推高县城房价来获得财政收入，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进城买房与县城优质公立义务教育捆绑，农民因此不得不进城买房。

城镇化是一个自发过程，农民有进城的意愿，但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手段，使得农民被动地卷入到城镇化潮流中，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进而改变了城镇化的自发性。由于受收入限制，农民不可能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安家，也很少到省会或者其他地级市买房安家。县城成为了农民进城的主要空间。

被地方政策加速的急速县域城镇化潮流，对基层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晋南某县是山西农业强县，当地农民种植水果，一年水果产量可供全国人均消耗4斤。该县农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种水果，与其他中西部地区相比，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早，因此较早致富。该县农民在2010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在县城买房，一些村庄的农民购房率超过60%，很多农民选择一次性付清房款。农民买房主要是为儿子结婚，于是在当地形成了老年人在村庄种水果、年轻人在县城生活的状况。

麻烦出在农民进城之后。

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较早，当地农民没有外出务工的习惯。我们调查的某个村，自2018年之后，才零星出现10多个已婚中青年人外出务工情况。最近几年，北方很多地区的水果种植规模扩大，导致水果效益下降，该县农民面临着转型问题。由于没有早期外出务工的经历，当地农民除了种植水果没有其他手艺，社会资本也积累不足，40岁以上的中年农民只好继续种水果。

难就难在那些靠父母买房帮助结婚并且已经在县城生活的年轻人。与其他中西部县城一样，这个晋南县城的企业很少，就业机会不多，生活标准却不低。那些在县城生活的二三十岁的年轻小夫妻，试图在本地就业，年轻女性一般是到商场、餐馆上班，一个月工资两千多元，年轻男性一般是开出租、送外卖。县城机会少，劳动力多，因此工资越竞争越低。

在县城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容易，已经进城的年轻人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外出务工。这意味着，县域城镇化并不能解决乡村留守问题，进城并不意味着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

第二种是本地就业、创业。开门店？开餐馆？能够成功的并不多。不少年轻人拿着父母的储蓄折腾一番，钱没赚到，甚至反而负债。因此，县城的门店往往是一年换一个主人，年关四处贴着门店转让的广告。

第三种是啃老。一些年轻人在本地就业不行，又不愿意外出务工，只好靠着父母的资助。过去农村父母要帮儿子建房子娶媳妇，今天农村父母不仅要帮儿子买房子，还要负责孙辈的支出，资助儿子婚后的生活。由此可见，农村代际剥削加重。在调查中看到，一些家庭的老人没有支持儿子的经济能力，年轻人在县城过不上体面的生活，出现了儿子媳妇吵架离婚的现象。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不同。后者的县域工业化先于城镇化，农民进城是由城市就业拉动的，农民通过积累资金、提升人力资本，实现身份转型。前者的县域是依附性的，县域城镇化由政策拉动，工业化滞后于人口转移，因此出现了社会竞争加剧、家庭关系紧张、借款消费等现象，即内卷化。

（摘自《压舱石：面向未来的乡村建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内卷：农村年轻人进入县城的生活状态）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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