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们称为“京报元勋”,吴定九与邵飘萍的生死情义

魏染胡同是北京城南的一条老胡同。明代初年,胡同因有一家魏氏染坊而得名。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的“宣北坊”就记载有“魏染胡同”,可谓历史久矣。

京报馆楼顶女儿墙上“京报”两个字为吴定九手笔。

前段时间,胡同中部路东30号的“京报馆”二层小楼和32号邵飘萍故居旧址腾退修复开放,引得游人纷至沓来,成为一个新的打卡地。

革命报人、共产党人邵飘萍的经历如今广为人熟知,但邵飘萍的挚友,同时也是创建《京报》的得力助手,也许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就是吴定九。

吴定九,名鼎,字定九,上海嘉定县外冈镇人,生于1890年2月。少时居家读私塾时,还帮助在镇上经营木器店的父亲打理生意。因此,在读书的同时,吴定九也学得了一手漂亮的木工手艺。后来,吴定九考上上海南洋中学,该校顺应“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时代新思潮,注重学生数理化和英语学科能力的培养,吴定九在学校里品学兼优,毕业后被校方公派留学日本。1915年4月,吴定九到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土木工程,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在日本留学期间,吴定九通过嘉定同乡好友潘公弼,结识了邵飘萍。邵飘萍当时为躲避袁世凯的迫害而留学日本,到东京政法学校读书。吴邵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密友。1915年7月,邵飘萍与潘公弼、马文车、吴定九等人组成“东京通讯社”,采集日本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国际时讯和外交新闻,编译成中文后发回国内的京、津、沪、汉等地报刊发表,同时也报道留日学生和华侨的反袁活动,关注日本对华的动向。他们较早报道了日本与袁世凯秘密交涉“二十一条”的消息,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公费留学的吴定九,较之自费留学的邵飘萍,在经济上要宽裕从容得多,因而时常给予邵飘萍经济上的支援。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友人电邀,邵飘萍急欲回国,但为经费困扰,正是吴定九慷慨解囊为其筹措路费得以成行。

1918年3月,从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吴定九,放弃了在日本工作的机会,回到国内,在北京市政公所第四处任工程师。在市政公所岗位上工作的吴定九,仍然保持着求学时那种勤奋实干的精神。两三年内即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上陆续发表了《英法联络海底铁道》《影响线之应用》《横梁之计算法》《加奈大之水力电气国有事业》等数篇高质量论文。对于城市建设,他有着独到的见解:“故都市文明之设备,与其建筑于地上,毋宁建筑于地下。至于地下建筑物之方式,与其采用大管路式,毋宁采用单管路式,此故世界各国之趋尚,亦我人所宜赞同者也……”他的许多真知灼见,放在今天看,仍不过时。

吴定九1918年回国后不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而成为战胜国。人们群情振奋,纷纷走上街头,捣毁了横跨西总部胡同西口外的“克林德碑”。毁碑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经与协约国方面磋商,由法国出面,让德国人出资在中山公园重建一纪念碑,更名为“公理战胜”牌坊。

这项工程交给北京市政公所后,由年轻的建筑师吴定九主持设计(此说法来自吴定九的后人钱承军所写《吴定九与京报》一书)。法国代表会同中国方面,以战胜国的资格,命令德国人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碑”散件运至中山公园,重新组装竖立,将原有文字全部除掉,重新镌刻了“公理战胜”四字。1952年,郭沫若题字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

如今,中山公园南门内矗立的“保卫和平”牌坊,由于当年拆除和堆放期间部分构件损坏遗失,形制上有所改变,是一座纯白色大理石三脊单檐牌楼。洁白的坊身,庑殿式蓝琉璃瓦顶,在一片苍松翠柏中色调明朗,典雅清丽,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

吴定九一方面在北京市政公所任工程师,另一方面又应好友邵飘萍之邀,在新闻编译社兼职。1920年,吴定九再受邵飘萍之邀,到《京报》兼职。1923年他辞去北京市政公所工程师的工作,专职办报。

装殓邵飘萍遗体,圆圈处为吴定九。

吴定九为什么离职转行呢?这是因为他对市政公所内部营私舞弊、内外勾结、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吴定九利用兼职《京报》的有利条件,与邵飘萍里应外合,对市政公所的层层黑幕进行连续报道和无情揭露。揭露市政公所黑幕不久,吴定九便辞去市政公所公职,专职于《京报》馆工作,成为了一位职业报人。

由于邵飘萍、吴定九等人善于经营管理,工作兢兢业业,这一时期的《京报》成绩斐然,报纸的日最高发行量曾达到6000份,成为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京报》不仅在编辑采访、写作内容、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在标题、版面和栏目上,他们也敢于打破常规,力求推陈出新。

1925年,《京报》自筹资金,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内建成了二层楼的报馆,这在当时北京的新闻界仅此一家。在筹建新馆的过程中,吴定九充分发挥自己的建筑专长,从实地勘测到设计绘图甚至基建施工,都是他精心筹划,亲力亲为。

1925年10月,京报馆小楼建成后,邵飘萍制作的宣传品。

新建成的京报馆是一幢日式灰砖二层楼房,楼下是营业部、传达室,楼上是编辑部、经理部等。该楼历尽将近百年风雨,整体保存完好如初。报馆对面还附设“昭明印刷局”,备有住房、校对室、印刷间、铅字房、铸字炉等。

由于新报馆的建设凝结了吴定九的一片心血,加之他书法功底深厚,因而他为大楼题写了“京报”二字,并镶嵌在大楼多处。主楼大门楼顶上端女儿墙的“京报”大字,以及楼外南墙上横镶的“京报”两字,都是他的手笔(主楼大门上的“京报馆”三字是邵飘萍所写)。

吴定九作为一个建筑家,生前从未想过要在建筑史上留下点什么,但他的两件“作品”——“公理战胜”牌坊和京报馆,却留在了北京的大地上。

吴定九还著有《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报业经营管理的专著,先后被重印过两版,发行2000册以上。近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学术名著精华目录(新闻学部分)》中,吴定九的《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也赫然在列,可见此书的价值。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邵飘萍被捕旋即被害,吴定九幸免于难。邵飘萍被害后,吴定九冒着风险殓葬邵飘萍。不久,他又协助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复办《京报》,继续完成邵飘萍的未竟事业。此后,吴定九殚精竭虑,以致积劳成疾。1930年5月,吴定九不幸病逝,年仅40岁。吴定九去世后,北平的社会各界与新闻界在花圈挽联上称他为“京报元功”或“京报元勋”。

(原标题:吴定九与邵飘萍的生死情义)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邱崇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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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晚报 作者:邱崇禄
    2022-11-01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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