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部以三代居委会主任为主线、描述基层干部和北京不同时代生活状况的电视剧《胡同》，于近日开始播映，引起不少北京居民的观看兴趣，使他们产生一些联想和回忆。电视剧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是对历史的见证和社会发展的图解，但和历史又有所区别。不过，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电视剧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些历史真实故事，《胡同》也是如此。它所反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之初北京人的生活，大家都耳熟能详，并有切身体会。尤其是一些烘托故事情节的民间习俗，更令人关注。对年轻人而言，又是增进了解北京历史常识的机会。

《塞宴四事图》描绘了清代乾隆皇帝与蒙古王公共同观看摔跤等活动。 郎世宁等绘，故宫博物院收藏

摔跤、中幡和“武相声”

在《胡同》中，有描述“孔三”摔跤的情节。清末民初，北京有不少地方可以表演摔跤。除天桥外，城里的一些大型庙会，如隆福寺、护国寺等，也有摔跤艺人在庙会上表演。剧中的“孔三”是个虚构人物，但在天桥有宝三这样享誉京华和河北、天津的著名跤手。孔三显然是以宝三为原型。《老北京的杂吧地》、《京都胜迹》及《天桥史话》等都有关于宝三及天桥跤场的记述和介绍。

宝三真名为宝善林，系前清善扑营的“扑户”出身。善扑营与火器营一样，都是皇帝的亲随部队，不过善扑营是为演艺而建。清代皇帝都有摔跤的爱好，像康熙年少时就与少年摔跤手为伍，这些摔跤手被称为“哈哈珠子”，当年捉拿鳌拜就是“哈哈珠子”。善扑营的跤手也称“布库”，在清代善扑营练跤的场子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城的大佛寺；一处设在西城旃檀寺，分别称为“东、西营”。善扑营专为皇帝表演摔跤，除此之外也表演箭术、马术，每逢有蒙古王公来京朝拜时，善扑营的布库们还会与蒙古王公带来的摔跤手比武较量。

铜鼻钮角觝图案印，西汉，表现两名斗士相扑觝，其中一人俯身寻找进攻机会，对斗者后闪移避。

善扑营以“相扑为戏”，总教头称“格尔鞑”，因与皇帝接近，出于对汉人的忌讳，汉人入不了善扑营，早年的扑户都是满人和蒙古人。民国之后，善扑营自行解散，靠皇粮俸禄生活的扑户们不得不“下海”，撂地卖艺糊口。天桥跤场上的宝三、满宝珍等人，以及他们的徒弟们，一直到1966年8月25日天桥市场封闭后，才结束摔跤生涯。由于他们个个膀大腰圆、身强体壮，不少人被分配到工厂当装卸工，也有人去煤铺当送煤工，个个得心应手，生活都算不错。据《老北京杂吧地》中宝三徒弟马贵宝回忆：“摔跤，一举一动都是文化”，而且他对师父宝三倍加尊重，称“宝三的人品好”，而且“无功不受禄”。宝三的师父是善扑营“头等扑户”宛八爷，他们代代相传，让摔跤技艺流传至今，老一代的摔跤手的品行也是他们的楷模。摔跤，又称掼跤，宝三的前辈摔跤手有沈三，还有杨双恩、张狗子、何三、小孩王、孙健子等，皆个中翘楚。在《北京艺人访问记》中采访沈三的文章中，沈三称摔跤手有“三宝”——褡裢、骆驼毛绳（腰带）和螳螂肚靴，有了“三宝”，在清末民初之际上台表演比赛时“摔死无论”。

天桥的摔跤，又称中式摔跤或“京跤”，而且还有“武相声”之说。上场的跤手们在表演之前相互斗嘴，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给观众逗乐。跤手们大都文化不高，难免有些粗俗的话语，因此在早年间，天桥的跤场不允许妇女入内。据摔跤老艺人马贵宝称武相声“是我兴的，我把说相声都糅到摔跤里面去了，它有笑料”。

在《胡同》中，还插有中幡表演。据说，中幡是清代礼部的“大执事”，每逢有外国来朝进贡时由礼部代收，而中幡就是接受礼物时的仪仗道具。所谓幡是一根很粗很长的竹篙，上面挂着长形红布，像宝三练的中幡上有“宝善林以武会友晃动乾坤”十一个大字。幡的周边是黄的，顶上有三面小旗，幡上缀着铜铃铛。每个幡至少在两丈以上。宝三在耍幡时，幡在宝三手里像生了根，从不失手。耍中幡有许多技巧和招式，如什么“霸王举顶”、“苏秦背剑”、“抬头望月”、“张飞骗马”等等，有时还把幡停在肩上、肘上、指上、牙上，有时仰卧练时，幡竖在肚子上，用腹肌使幡跳三跳。据马贵宝称：“宝三的幡谁也学不了，他人带着幡，幡带着人，臂花、旋子，谁也学不了。”据《旧京人物与风情》所载，当年宝三耍中幡时，有“见桥不倒”的功夫，“宝三中幡过北海金鳌玉蝀桥时，东西有两座牌坊，中幡是直立扔过去的，从此名震北京城”。传承已久的天桥中幡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中幡除在天桥及庙会上表演，历史上每年都要参加花会展示活动，京人称之为“走会”，最重要的活动是农历四月十八日到京西妙峰山的“朝顶”。这一天，京城许多“老会”诸如小车会、狮子会、五虎棍会等数十档花会去拜祭碧霞元君女神，称为“朝顶”，而中幡是特别醒目的。近年妙峰山恢复庙会活动，“走会”中依然有中幡的展示。

捐献、治安和朝阳群众

电视剧《胡同》中，有些故事情节是有历史背景的，并非是编导者的杜撰。剧情中抗美援朝时，剧中人田枣带领居民编筐，筹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买飞机一事，就有历史来源。当年，在抗美援朝时，曾掀起捐献飞机、大炮的高潮，不少民族资本家和戏曲艺人踊跃捐献，像豫剧艺人常香玉就捐了一架米格式战斗机。据《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所载，在1951年6月15日，北京“各界妇女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捐献‘北京妇女号’飞机一架。”当年6月17日，“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瑶卿、尚和玉、谭小培等以义演收入购买‘鲁迅号’飞机一架，支援抗美援朝”。街道妇女编筐或做手工艺品挣的钱，捐的可能就是“北京妇女号”飞机，即苏联产的米格-15战斗机。

1992年3月22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左）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参观“常香玉号”飞机。

在《胡同》中，有田枣满怀热情投入街道治保会工作，依靠她的灵敏机智，协助公安人员抓获了特务的情节。故事情节自然是虚构的艺术创作，但解放初期肃清敌特和盗匪的运动是真的。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仅在1950年，北京共破获敌特活动案件225起，破获盗匪案件239起，逮捕一贯道道首301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安部门破获的敌特案件，主犯意大利人李安东、日本人山口隆一密谋破坏国庆一周年庆典，从而被公安部门抓获。

在破获各类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的行动中，街道治保人员发挥了很大作用，剧中田枣这种人物是有些真实根据的。由于街道人员的特殊作用和做出的成绩，被人们戏称为“小脚侦缉队”，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演变成“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治安体系。

春喜是《胡同》中一个人物，她原本是“八大胡同”的妓女。剧中有她与旗人索三的悲惨感情戏及妓女改造情节，虽然在《胡同》中不是主要情节，但老北京取缔妓院和妓女改造的事则确有其事，曾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彻底解放的壮举。在新中国成立一个多月后，1949年11月正式成立的北京市政府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定。据《北京解放35年大事记》记载，“全市共封闭妓院二百二十四家，收容妓女一千二百多名，集中妓院老板和领家四百五十四名。妓院财产予以没收。”有关封闭妓院的事件，多年前已在多部电影中有所体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是唯一做得最彻底的，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扫黄”行动。

在《胡同》中，还有私人戏班收徒教戏、买卖古玩、买卖蛐蛐、斗蟋蟀及拆除违墙、治理开墙打洞等情节，如果细心品读，会发现有许多历史典故可供人们回味。

隆福大厦顶层的隆福文化中心，当年的隆福寺早市最为有名。摄影：邓伟

1953年，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文艺工作团在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图为常香玉在演唱志愿军抗美援朝小调。 供图：新华/TAKEFOTO

夜市、早市和倒爷

《胡同》是以北京市民生活为素材，在细节真实之外，自然要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其中改革开放之初的个体户及夜市、早市就成为重点描写对象了。

无论是早市或夜市，在我国出现的很早，至少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了记载。在老北京就有夜市和早市的市场形式，老北京人称早市为晓市。因当时缺少照明设备，又要考虑城市治安，而且这种市场在清代多在外城，即当时的宣武门外、崇文门外，还留下了东晓市、西小市、小市口之类的地名，即是佐证。老北京的一些夜市则被称为鬼市，因这些“夜市”以售卖估衣为主，其他货物鱼目混珠，既有来路不正，也有珍奇物品，更有假货蒙人，所以称为“鬼市”。

拉洋车 何大齐绘

晓市、鬼市报刊上多有论述，姑且不谈。而北京改革开放后的夜市就开在前门大栅栏地区，是1980年前后。不过那只是夜市的雏形，摊位不多，主要是大栅栏内的商户如瑞蚨祥、内联升、张一元、同仁堂等延长了营业时间而已。不过，当时确实人山人海，灯火辉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后来出现的夜市、早市开拓了道路。

《胡同》中的夜市，以西单夜市为蓝本，但夜市中开办市场最长、影响最大的是东华门夜市。东华门夜市以经营各地小吃为主，与专门经营服装的夜市有所不同。虽然以各地风味小吃为主，但东华门夜市还一度列为京城的旅游项目，曾享誉海内外。2016年6月24日东华门夜市闭市，京城媒体做了广泛地报道，被视为大事。如《北京晚报》在当年6月7日就有了报道：“32岁东华门夜市24日说再见”，另一媒体称“东华门夜市甩卖告别”。到了关闭那天，当天的《北京晚报》还有“东华门夜市，今晚说再见”，当天的摊位只有“120个摊位在坚守，其他黑着灯，已提前撤出”，就这样，在北京存留了三十多年的东华门夜市消失了。

早市出现与消失的时间，与夜市差不多。早市大多以卖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为主，当然也有些服装、鞋帽、百货的摊位，不过都是廉价品。在早市中最有名的当属隆福寺早市，每天早上5点半开市，8点半闭市，因季节关系开市有时早些，有时晚些。2016年6月12日隆福寺早市彻底闭市，某报称：“隆福寺早市今日闭市，走完最后三小时”，而《北京晚报》2016年6月8日还有记者调查文章，以隆福寺早市之爱、之情、之恨、之愁进行了报道，全面、客观地评价了隆福寺早市，消除了一些人对早市闭市的疑虑。在闭市的当天还有“隆福寺早市今晨谢幕”的报道，为开办二十多年的隆福寺早市送行。

没有了早市和夜市的北京城清静了些许，街道更为整洁和宽敞，但也留下了寂寞和遗憾，如今人们只能通过《胡同》之类“京味儿”电视剧来体味那曾经的热闹场景了。

在《胡同》中，有胡同内拆除违建，治理开墙打洞做买卖的事件。北京历史上有胡同里开饭庄、饭馆的传统，乃至广和居、便宜坊、会贤堂等都喜欢开在背街小巷中。十几年前在背街小巷的整治中，确实依法关了拆了一些小铺小店，但整治时并非是“一刀切”。有些有影响的有利民因素的还是保存下来了，如后海鸦儿胡同的“鸦儿李记”小吃店依然在营业。东城翠花胡同的悦宾饭馆不但生意红火，而且还开了分号。悦宾饭馆是改革开放后北京首个个体饭馆，起了领头羊的作用，它是1980年10月7日开业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些专门在早市和夜市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他们大都是无业的社会人员及上山下乡归来的青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些人被人们称为“倒爷”，甚至是“投机倒把”者，对他们很不理解。《胡同》中的林卫东、晓敏、娟子、刚子等也时时以“倒爷”自称。其实，他们是很辛苦的，从南方进货，用大编织袋一袋袋扛回来背回来，是很遭罪很辛苦的。他们也是依靠付出劳动赚钱，是真正的勤劳致富。所以，后来的《刑法》中取消了“偷机倒把罪”，词典中也没有了“倒爷”这样的贬义词汇。在《胡同》中，林卫东、晓敏等都成为了正面人物。

洋车、帽徽和杂吧地

在众多的“京味儿”电视剧中，由于有些编导对历史的误读和对民俗缺少了解，势必会出现许多“硬伤”。虽然这些“硬伤”都可避免，但因种种原因还是出现了。《胡同》也是如此。

在《胡同》中，有市民踊跃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细节。其中志愿军的军帽上有红五星的军徽就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志愿军最初是在秘密的情况下出国参战的，首批入朝部队的军官穿的是朝鲜人民军军服，战士们有一部分穿朝鲜军服，大部分穿的解放军军服。因为是以“志愿军”名义参战，入朝前，所有人员和单位必须将帽徽、胸章等具有人民解放军标记的物品留在国内，只有一个白底黑字的胸牌。《胡同》中的志愿军战士的红五星帽徽十分醒目，但不是历史的真实。此类小硬伤在戏剧、电视剧中由来已久，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解放军战士都有红领章便是败笔之一。解放军戴红领章是1966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他们也有领章、肩章，1966年取消军衔制才改为了红领章。像《跨过鸭绿江》中的志愿军官兵的帽子从彭德怀到一般战士都没有帽徽，《胡同》是可以参考的。此外，在《胡同》第一篇章反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中，剧中有些人物穿今天在小青年中时髦的“帆布鞋”也不太准确，帆布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的，现在一部分年轻人在着装上又流行“复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及后来很长时间，最时髦的是军用胶鞋，这种鞋俗称“军跑儿”，又轻便又廉价，当时的年轻人有一双这样的鞋是非常自豪的。

在《胡同》中，多次有“天桥杂货地”的台词。殊不知，从来没有天桥杂货地之说，天桥只是“杂吧地”，不是“杂货地”。天桥昔日是以打把式卖艺为主，在此撂地的人中至少出了三茬“八大怪”，个个很怪，但他们没有卖杂货的，最多卖些“大力丸”和药糖。况且北平解放前天桥还是什么“四霸天”、“林家五虎”等地痞流氓的地盘，藏污纳垢，杂七杂八的人物云集于此，所以被称为“杂吧地”。前几年曾有《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一书出版，书中下编“杂吧地，学术写作中的天桥”，对杂吧地天桥有专门论述。再次证明天桥是“杂吧地”而不是“杂货地”。杂吧地与杂货地虽一字之差，但内容则相差很远。

在一些“京味儿”电视剧中，如《芝麻胡同》、《新世界》和《胡同》中，洋车是用得最多的道具，而且与剧情有很大关系。但是，老北京将洋车列为重要交通工具是1938年以前，1937年开始由三轮车替代了。像有些电视剧中剧情已在1945年之后，甚至在北平解放初期，还有洋车出现就有些不妥了。洋车又称东洋车，是日本发明的交通工具。在东京等日本大城市中至今还有青年人拉洋车，供旅游者乘坐，当然他们不是当做交通工具，而是一种娱乐项目。在1938年之前，北京街头确实有许多洋车和洋车夫，乃至老舍先生还以他们为素材创作了《骆驼祥子》，但在北平解放前夕，洋车已不多见，他的话剧《龙须沟》中丁四就是蹬三轮车的了。老舍是“老北京”，如果再让丁四去拉洋车就不合时宜了。

据《老北京的出行》所述：“三轮车大约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的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人赠送给当时北洋政府的大官僚江朝宗的，直到1937年，北京的街头上才出现了营业性三轮车”，而且那时“许多人力车大都改蹬三轮车了”，“到了1940年，北京城出赁三轮车的车厂子就达到了200余家，三轮车总数达到了1万辆左右，而人力车（洋车）的数量迅速减少，到了解放前夕，街上跑的大部分是三轮车了，而人力车却已寥寥无几了”。

编导们为突出“京味儿”，让洋车在剧里凑趣“穿越”，其实大可不必，还是要注意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生活工具。

“京味儿”的电视剧一直被北京市民所青睐，有些影视剧为烘托气氛，在剧中少不了叫卖吆喝及卖商品的小贩，但是有些细节还应该有所注意。以叫卖为例，它是四季有别的“一岁货色”，什么季节吆喝什么，不可混淆穿插；街上卖什么也有规矩，并非一年四季街上都有卖糖葫芦的，也不是街上总有卖风筝、卖春联的摊子。笔者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骆驼祥子》公映之后，《北京晚报》五色土发表了二十余篇介绍背景的文章，作者们从历史、文化、民俗上印证了电影中老北京的背景真实可靠。显然，这些对今后拍摄“京味儿”电视、电视剧有参考价值。

电视、电视剧不是历史，但它有历史内容。而历史是社会科学，但它与艺术创作没有矛盾，同属意识形态。如果不是刻意要排“戏说”作品，对历史还是应该有些了解和尊重的。

（原标题：《胡同》中的历史元素）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张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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