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二大通过了九项决议以及党章和宣言，共11个文件，成果辉煌，意义重大。在八天的会议中，讨论时间最长、争论最多的是《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现在拥有96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召开时还是一个小党，全国只有195名党员（李立三说只有80余人）。不仅人数少，而且因为刚刚成立，组织上还“比较散漫”。而国民党从其前身兴中会于1894年成立算起，已有28年历史，至1922年，计有1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成了必须从长计议的问题。

由于各人站位的角度不同，对国民党的接触不一样，认识也有深浅。有人认为两党的主义不一样，组织的方法、革命的方法不一样，反对国共合作。再加上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政见不尽相同，从旁看这一派可以与之联合，看那一派则不可以与之联合。国民党对新生的共产党也不够了解，有的不愿意同共产党联合。因此，在共产党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难以避免的。

一大时，党内一致认为，除了共产党以外，一切组织都是“一丘之貉”。党员在入党前，“必须断绝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的一切联系”。从字面上看，没有明指国民党，但强调“断绝”“一切”，其中一定包含有国民党。事实上，在众多党派中有与共产党“背道而驰”的，也有不完全“背道而驰”的。智慧应体现在会寻找共同点的本事上，不仅要求同存异，而且要学会求同尊异。

联合战线的思想是“外来输入”，是从共产国际那里传到中国来的。1921年12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国民党的提议；又向孙中山提出“谋求国共两党合作”。对此，国共两党都漠然置之。政党既然称政党，必然是“独立”的，但把“独立”强调过头，就容易忽视联合。

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后来译为维金斯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反对马林关于中共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4月26日，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国共联合战线的建议，但“遭到孙中山的拒绝”。4月底，中共中央在广州开会，讨论国共两党关系，争论激烈，未能形成决议。

据达林回忆，1922年4月底至5月初在广州举行的共产党的会议上，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张国焘“反对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张太雷与瞿秋白支持我，他们所持的观点是，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

认识是过程，争论是真理的产房。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6月30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一改两月前的观点，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紧接着还有一句：“但希望也很少。”他在这里很明显是把未联合的责任推给了客观。

二大闭幕不久，“联合战线”便改称为“统一战线”。中共三大更进一步完善了统一战线的策略。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会学会顾问）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邓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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