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举行。长衫而立、文质彬彬的新郎，双手握着一脸娇羞的年轻新娘的手，情深意长地说：“妹妹，要记住：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这个新郎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邓中夏，他的一生都在随时准备着为革命、为斗争而牺牲。

邓中夏烈士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共领导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1924年3月出席团中央二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

“我叫施义”

他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但如此危难时刻，以生命相托，这让史良十分感动。

1932年11月的上海，白色恐怖。邓中夏临危受命，担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当时的邓中夏由于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早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重赏通缉的对象，在黑名单上与周恩来齐名。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离开自己的住处——上海法租界麦琪路光华理发店，来到法租界环龙路骏德里37号二楼亭子间，找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布置工作。刚到达林素琴住处，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工作，突然，屋外传来一阵喧闹声，接着大批军警、巡捕迅速破门而入，直接将邓中夏和林素琴逮捕。一番搜查过后，在屋内找出了大量革命传单和书籍。其实这次行动，法租界巡捕房蓄谋已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林素琴，这个活动地点也早已被叛徒出卖。

但是巡捕们并不认识一块儿被捕的邓中夏，“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叫什么名字？”

邓中夏一听就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于是他机智地回道：“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叫施义，就是一名教员，不是什么共产党员。”

巡捕们是按命令抓人，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将林素琴和“施义”一起押回了嵩山路巡捕房。

法租界巡捕房之所以搜捕林素琴，是因为他们接到了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的报请，至于是否将林素琴及“施义”移交上海公安局，按照当时的司法程序，是要经过法院来审判裁决的。

在巡捕们还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证明担保，是完全有希望出狱的，早一分钟营救就多一分希望。为了早点脱身，邓中夏想了很多办法，他设法托人带了一张纸条给互济总会的律师史良。史良当时虽然担任律师不过才两年，却是一个参加过五四运动、有过两次入狱经历的爱国律师，在上海办了不少大案，更是后来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5月16日的清晨，天才蒙蒙亮，住在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一号的史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进来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自称来自法租界巡捕房，并将一封用草纸折成的信交给史良。史良接过信打开一看，信很简单：“我因冤枉被捕，请史良律师速来巡捕房接见。施义。”并请史良律师将信里包着的两块银元交给前来送信的人。史良将两块银元交给来人后，急忙赶到嵩山路法巡捕房去见施义。到了巡捕房，她见到了一位面目清瘦、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此时的施义一身囚服，满身伤痕，史良敏感地感觉到这个人一定很重要。她先给了华籍巡捕3块银元，叫他去弄点水来喝，华籍巡捕会意地走开了。争取到单独说话的机会，施义赶紧诚恳地对她说：“我担任重要工作，请设法营救。”他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但如此危难时刻，以生命相托，这让史良十分感动。

其实，得知邓中夏被捕后，互济总会也立即展开多方面的营救活动，当天晚上，除了请唐豪等名律师为他辩护外，还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宋庆龄不负重托，当即派人请史良律师到自己家中，一起商量如何营救“施义”。史良知道当时上海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租界活动，此前在巡捕房，听了施义的叙述，心里也明白了此案的端由。“你可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里？”“没有，我只是走错了房屋，才被错捕的。我在湖南当教员，来上海只是寻亲访友。”史良听后非常果断地说：“这个案子我接了。”又叮嘱他，“你在法庭传讯时务必什么都不要承认。希望你一定要做到。”邓中夏自然知道事情的轻重，点点头，“我明白。”

在巡捕房见过施义后，史良深感责任重大。考虑到自己虽然办过几件大案，已为社会所知，但毕竟还很年轻。所以从巡捕房出来，她就去了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先生家，请老师和她一同承办此案。董康分析研究案情后认为：“这案子是能够取胜的，因为事情发生在租界。外国人办案，注重证据，当事人既然没有什么把柄被抓住，即使有重大嫌疑，他们也只能无罪释放。但一定要在租界内审理。”史良觉得老师的话很有道理，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在租界内审理，绝不能把邓中夏移交上海公安局，否则就意味着要被引渡到南京，那样就凶多吉少了。时间非常紧急。

巡捕房通过突击审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只能寄希望于法庭上能问出一些东西来，而邓中夏也在等待着开庭。

5月16日下午，施义案就在高三分院开庭了，邓中夏站在法庭上，镇定地诉说自己被误抓的事实，并揭露巡捕房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的恶行，还要求当场验伤。毕竟确实是没有搜到任何的证据，法官也哑口无言。然而，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国民党人员站出来表示，施义案和另一个案子有牵连，而那个案子不在法租界，因此要求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进行审理。

此理由早在史良和董康的意料之中，史良马上站起来表示反对，“邓中夏是在租界内被捕的，理应在高三分院审理”，她请求不准移提。

一方要引渡，一方要求不准移提，谁也不让谁，高三分院的法官无法做出裁决，只能又将邓中夏押回巡捕房。

第二次开庭时间设在7天后的5月23日，在这期间，史良找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律师顾守熙，从同行的角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施义是冤枉的，毫无证据，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引渡到华界。若到华界，他们一定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网一人’，这人就要冤了。”最终，顾守熙答应会帮助施义，而同时期，上海市公安局也直接出具了要求引渡的正式公文。

很快第二次开庭了。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正式公文，要求把施义和林素琴都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审理。为邓中夏辩护的史良和唐豪强烈表示反对，并驳斥了公安局的无理要求，顾守熙也表示反对引渡施义。最终，法庭作出对施义“不准移提”的裁定。但同时又作出将林素琴移交上海市公安局的裁定。当时大家考虑着林素琴的身份已经暴露，即便努力营救，不移交上海市公安局也是无望的。可这却埋下了巨大隐患。

夫妻诀别

李瑛眼睁睁地看着日思夜想的丈夫从身边走过，不仅不能有只言片语，即便是一丝情感都不能流露。

由于狱外的积极营救和邓中夏在狱内的斗争，加上巡捕房没有掌握邓中夏的“罪证”，法院已在考虑释放邓中夏外出治病了。然而就在这时，林素琴叛变了，她还供出去年被捕的李惠馨就是邓中夏的妻子李瑛，其职务是全国总工会交通员。邓中夏与李瑛是在1926年成婚的，婚后两人夫唱妇随，感情深厚。

为了进一步确定邓中夏的身份，1933年7月26日，李瑛被带到高三分院指认邓中夏。李瑛在被捕后，为了保护邓中夏，曾拒绝所有人探监，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直到被捕半年后邓中夏才打听到她的消息，二人开始书信来往。

法庭首先提审李瑛，审判长对她说：“今天叫你来认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原来的丈夫邓中夏。”李瑛胸有成竹：“认就认，但我绝不会乱咬人!”审判长笼络她说：“这事对你来说很重要，如果说了实话，证明他就是邓中夏，你就可以提前出去了。”这时，邓中夏被带上了法庭，他头发很长，穿着长大褂，泰然地站在那里，离李瑛只有四五步远。朝思暮想的两人终于相见了，本该相拥而泣的时刻却只觉得心底发冷。两人到底都久经考验，对这样的场面不是没有准备，站立法庭的两端，他们强压心中的情感，此时不相认就是对对方最好的保护！

邓中夏瞟了李瑛一眼，突然转过身，对审判长说：“我不认识这个女人！”审判长大叫：“没有问你，你为什么说话？”邓中夏不动声色。审判长对李瑛说：“你认真看看，是不是认识他？”李瑛看了看丈夫，很干脆地回答：“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审判长不甘心，又叫道：“你再仔细看看！”“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法庭亮出林素琴的供词：“邓中夏与李惠馨是苏联时期的夫妻。”听到这儿邓中夏立刻明白关于自己与李瑛的事儿，林素琴知道的并不多，于是淡淡地瞥了李瑛几眼，随即说：“你们搞错了，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李瑛也抓住这个空子，说自己早已与邓中夏离婚，已改嫁他人，那男人也死了。邓中夏也一直坚称自己是“施义”，与李瑛没有任何关系。

审判长无可奈何，只好宣布退庭。邓中夏先被带走了，李瑛眼睁睁地看着日思夜想的丈夫从身边走过，不仅不能有只言片语，即便是一丝情感都不能流露。

其实让李瑛来指认也不过是为了确认一下，即便不能确认，有了林素琴的指认，国民党反动派也可以从别的渠道去调查，总能确认邓中夏的身份。可是对于邓中夏夫妇来说这次却是两人的诀别。最终，国民党查明“施义”确实就是邓中夏。

得到结果，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如获至宝，随即报告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度假的蒋介石，立即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和南京宪兵司令部谷正伦发电报：“共产党人邓中夏解到即行枪毙。”根据这份电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首都宪兵司令部等机关，派大员去上海，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警备司令部等机关，为引渡邓中夏紧张地活动。他们不惜以现洋一万元，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令高三分院作出准许邓中夏移提的裁决。

9月5日，高三分院最后一次提审施义。开庭时，法庭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门口还停放着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警备车。法庭上气氛异常紧张，坐在律师席上的，除了史良和唐豪外，又多了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法律顾问詹纪风，他的两旁和身后还站着一些军警。照例问被告姓名、年龄、籍贯后，法官紧接着就问詹纪风有什么请求？詹纪风将早就准备好的一份公文交与值庭法警递给推事，指明施义就是中共著名领导人邓中夏，警备司令部奉中央密令要求引渡。邓中夏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史良和唐豪也极力为他辩护，反对引渡，但高三分院的法官们慑于国民党中央的密令，再看到詹纪风身边站着的那些军警，最终作出将该案移交国民党军事机关审理的“裁定”，宣读“裁定”后，法官即匆忙宣告退庭。至此，邓中夏彻底失去了被营救的希望。

“优待”囚犯

邓中夏听完，反问道：“一个害病已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权利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

虽然蒋介石已经密电对邓中夏实行枪决，但邓中夏可是共产党的“大官”，徐恩曾、谷正伦向蒋介石请求暂缓执行，寄希望于威迫邓中夏投降，供出共产党的重要机密。

谷正伦把这个案件交给少校军法官李植去办。李植接到谷正伦的批示后，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当即把蒋介石从江西南昌拍来的电报交给书记官，作为审理这个案件的根据。

很快，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关了几天后，邓中夏被押解到南京，送进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第11号牢房。

看守所所长通知书记官，邓中夏已解到，书记官打开卷宗，里面只有很薄的几张纸条和几份讯问笔录。上面写明：“施义即邓中夏。”

很快邓中夏被转到“优待室”，每天可以散步，号子门可以不关，吃的也好些。他笑看着对方玩“把戏”，在墙上深深地刻了“浩气长存”四个字。开庭前，李植问调查科，是否派人同邓中夏谈谈，调查科干事季源溥是中统的红人，很想试试。如果谈下来，首功自然就归他了。

在宪兵司令部一间布置得还算干净的单人寝室里，季源溥见到了邓中夏：“兄弟自我介绍一下，季源溥，调查科干事。久闻邓先生大名，特来看望。”邓中夏早就听说过季源溥，此人手上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他静静地打量对方，30多岁，中等身材，瘦瘦的，一口苏北口音，着一身深色西装。“你是奉命来劝降的？”“不，不，认识认识。”邓中夏笑笑，“专用列车，重兵护送，现在特务头子又来看望，邓中夏面子不小，蒋介石够朋友。”“邓先生是明白人，兄弟想知道，你的事在调查科解决，还是在军法处解决？”季源溥的意思，邓中夏岂会不明白，他马上表明态度：“我进来就没有想出去。你们就别在我身上打主意了。”

季源溥吃了瘪，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对李植说，一切按军法程序审问。李植自知没那么大能耐，于是去找谷正伦，要他一起审问，却被谷正伦拒绝了。

没办法，李植只得一个人到调查科招待所，先找叛徒谈话，打听一些所谓中共内部消息。一切都准备好后，叫书记官安排在宪兵司令部唯一宽敞的房间——第一法庭审讯。正式开庭那天，李植早早坐在法官席上，他没有像审讯其他共产党那样，先问姓名、年龄，而是充满同情地说：“你在上海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审讯机关也换了，我们能否坐下来谈谈。”随即示意站堂宪兵搬来凳子让邓中夏坐下。邓中夏直截了当地说：“你去报告蒋介石，说邓中夏不识抬举，杀掉我邓中夏一个，还有十个，一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胜利。”

李植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于是请来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当说客，“中央委员”自我介绍后，先给邓中夏倒上一杯酒，不无惋惜地劝道：

“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了，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但是你看，这些年你受那些小辈的欺压，工作都没有了。我们都为你鸣不平。”

“这是我们党内的事。”邓中夏平静地说道。

“我听说前一段时间，你连生活都困难了。”

“你见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乎过物质条件吗？”

“如今我们委员长调集30万大军围剿你们的苏区，眼看大功告成。中共已经日暮穷途了。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做牺牲呢？”

邓中夏听完，反问道：“一个害病已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权利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也完全能够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而且我们懂得，错误较之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你们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与错误？”对方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邓中夏接着义正辞言地说：“请转告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你们有理，我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么，辩护律师都不要，最后谁输了谁认错。”

国民党中央委员败下阵后，李植又找了曾和邓中夏一起共事数年、同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叛徒余飞来当说客，企图以旧友的感情和现身的待遇说服邓中夏，邓中夏却表明革命者的人生观，谴责其的叛变行为，结果余飞无地自容地走了。

几次下来，诱降走不通，一切“优待”条件就被撤销了，邓中夏又回归了“大家庭”。

“他打算上雨花台”

宪兵队终于意识到，这个邓中夏是真的“没救了”。

见邓中夏接连被以“贵宾”身份对待，大家都很关心他的政治态度。当时陶铸也被关在这个监狱中，是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进行了很多斗争。一天放风的时候，陶铸悄悄地问郑绍文：邓中夏的态度怎么样？郑绍文没有犹豫地说：“他打算上雨花台。”这事非常重要，陶铸想了想，让郑绍文再去确认一下。知道这不是小事，郑绍文再次找到邓中夏：“同志们很关心你，问你有什么打算？”邓中夏从床上一跃而起，郑重地大声说：“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软的不行，接下来就是一次次严刑拷打，残酷摧残。宪兵队总是寄希望于邓中夏能够屈服。一次严刑中，一个特务骂骂咧咧，出言不逊。邓中夏怒骂道：“你们活着狂吠的日子也不多了。中国人民和红军一定会消灭你们的。”特务不解地吼道：“都这样了，你还这样强硬，难道你就没想过出去吗？”“没有进来以前，我倒是想到会有一天进来的。现在进来了，就从没想过会出去。”宪兵队终于意识到，这个邓中夏是真的“没救了”。

邓中夏的坚定激励鼓舞着每一位狱友。大家都希望这位为中国革命奉献了毕生的领导人，吃了一辈子苦的英雄，在生命的尽头能少吃点苦少受点罪，过几天好日子。于是让郑绍文出面，请邓中夏给大家上党课，“报酬”就是大家凑钱请他吃外面的“包饭”。邓中夏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意，毫不谦逊地答应下来。这天，刚受完重刑回到牢房，稍息片刻，便接着讲上次未讲完的斯大林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讲着讲着，稍一激动，动作大了点，牵动了嘴角和鼻子边上的伤口，血不断地往外流，他一边擦血一边讲，终于坚持讲完了。讲完课，“包饭”上来了，邓中夏照例像每次一样，把自己的“包饭”送到一位生病的难友面前，换走难友面前的“狱饭”，大口地吃了起来。他在笑，难友们却忍不住偷偷抹起了眼泪。

9月20日，再一次残酷的审讯过后，虽然遍体鳞伤，回到牢房，邓中夏仍然抓紧时间拿起了一本没有读完的通史，坐下来，静静地完成着自己的最后一次党课。读完通史，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走到墙边，忍着疼痛，在墙上写下：“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然后，铺平纸张，认认真真地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他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第二天，邓中夏在雨花台刑场从容就义，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9岁。

（原标题：雨花石更红)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王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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