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的出现，从地域上来说，属近代“海派”重镇，从时间上来说，是晚清碑学走向末路进而自动反转调整的见证。“海派”在当时是一个大熔炉，既有晚清遗老，其中有李瑞清、曾熙这样的碑学巨擘，以及吴昌硕、沈曾植等碑帖相融的典范，也有新近涌现的骁将，专注“帖学”，主要以白蕉、沈尹默及马公愚、潘伯鹰等人为代表。

白蕉 临集王羲之《兴福寺碑》（局部）

如此梳理，白蕉的历史地位清晰可见。他的贡献在于，示范了一种“成功”方式：纯正帖学也可以有一席之地。明代董其昌是一个例证，白蕉的出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董其昌取法主要是王、颜、米三家，白蕉主攻“二王”，兼取欧阳询，来源更纯正。

临《兴福寺碑》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白蕉的唯一临作。因为连其家人也极少见到他专门的临作。款字中特地注明时在“辛巳深秋”，年35岁，青年英才，妙笔生花，不但是实临之作，亦是通临之作，殊为难得。当然，在这件临作的背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对临、背临之作作为“铺垫”，否则很难有现在所见到的完美效果。有趣的是，白蕉所选择的范本不是大名鼎鼎的集王《圣教序》，而是《兴福寺碑》。看来，白蕉有自己的用意。两者皆为集王字，前者名气更大，但临习的人太多，过于熟悉。临摹取法提倡“熟悉的陌生化，陌生的熟悉化”，故而白蕉可能有意回避这一点，是不是受到了八大山人的启发？八大学王字，除了反复临习《兰亭序》，最典型的就是通临《兴福寺碑》，亦成一绝。

对于“二王”的态度，有时常常成为某一阶段书风发展的风向标。其实二王也好，单独的“书圣”也罢，后人喜欢或不喜欢，他都在那里。对二王的认同，其本质是个人内心的理解和选择，与“二王”本身有关也无关。喜欢白蕉的人，认为他是二王“嫡脉”，不喜欢白蕉的人，则会认为他是“书奴”，亦步亦趋。细心对比不难发现，白蕉相对于王字，有很多变化，笔画瘦硬险峻，取法欧阳询。这件临作尤其明显。大家的优点有很多，根本上的一点是“干净”，用笔干净，气息干净，绝不拖泥带水，没有丝毫杂质，所以才会有风流倜傥之感，尽管是行楷书，气韵生动，既新且古，自成一格。

从白蕉的临作说开去，无疑包含了对于“二王”的看法，不是看风潮如何，而是自己是否真的喜欢，真的理解，真的需要，与他人无关，关键自己是否有驾驭的能力。“二王”名声大，喜欢的人多，但并不适合人人去练，尤其是一窝蜂式地不加分辨。所谓的“能力”涵盖三方面：一是心性趋同，二是才情趋同，三是功力趋同。话说回来，心性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是有相似的特质，尤其是对“魏晋风度”的理解；才情高下，落笔便知，二王容易写俗，故而学二王的人很多，化出来的不多；功力趋同之意，和读《红楼梦》的体验差不多，少年时代临二王和中年时期学二王，理解能力不同，功力不同，能够吸收和表现之处大不相同。临摹效果的评判，需要综合考量。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薛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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