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结束后，开始群众游行。

群众游行分多个方阵进行，其中“致敬”方阵由21辆礼宾车组成。当礼宾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时，车上一位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满头白发的老兵，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郑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

他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东南宋村的刘贵年，是“致敬”方阵中的30多名老兵之一。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刘贵年

从小兵到老兵

“我以为，有吃有穿就是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么好。家家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好，还有土地。”

2021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三，我再次来到东南宋村拜访这位老英雄。

上午9点，温暖的阳光穿过尚未发芽的香椿树，照在老刘家的窗格上。我推开虚掩的门喊了一声“老刘”，却不见人。

躺柜上的电视机正演《亮剑》，李云龙的骑兵连正举着马刀向敌人冲去。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屋子里一片厮杀声。

老人哪里去了？我正欲到院子里寻找老人，忽然看见他在里间洗脸。

老人93岁了，脸色红润，腰板挺直，穿着黑色羽绒衣，黑裤子，黑棉鞋，和村里的普通农民没有两样，慈眉善目，满脸和蔼，没有丝毫强悍之气。

老人也看见了我，笑着对我说，你先抽烟，我一会儿就洗完了。

在等老人洗脸的工夫，我环视了一遍四周，见老人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外屋两间，大锅，大炕，炕上铺着花布。两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地下摆着一张方桌，一张沙发，一只大躺柜。躺柜的正中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纪念”圆形水晶杯，杯座上写着“老兵方阵 刘贵年”字样。

参加国庆游行的老兵有30多人，山西省有3人，忻州市只有刘贵年一人。那天，他举起右手，五指并拢，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他说，“快70年没敬军礼了。虽然胳膊没有年轻时那样灵活，可是，我敬得很用心，和当兵时一般的。”

我问他敬礼时想什么？

他说，“什么也没想，就想敬礼。向国家致敬。”

老人收住笑容，满脸严肃，再不说话。但是，我看见他胸脯起伏，目光凝重。他想起了自己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换来的共和国安宁，想起自己与国家的血肉关系。

见老人心情沉重起来，我改了个话题问，吃了早饭没有？

“吃了。过年的东西还没有吃完，馍馍、花糕、蒸肉，什么都有。”

“现在的生活好吧？”我问。

“好！”老人又笑了起来，非常满足地说，“好得不能再好了。”

“打仗时，想到这样的好日子没有？”

“打仗时？”老人缓了缓说，“打仗就是为了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么好。”

刘贵年出生于1930年9月。他爷爷是刘家山人，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来东南宋给李财主种地。“打下粮食以后，三股子分粮，财主分三分之二，种地的分三分之一。”就这样，他爷爷给李财主种地，他父亲给李财主种地，刘贵年小时候也给李财主种地。

老人的父亲叫刘丙荣，成亲时还住在地主的场院里。母亲叫刘成枝，是个后婚，带着一个儿子，后来那个儿子被他奶奶接回去了。

刘贵年8岁那年，看见别的孩子上学，就偷偷跑到学校念了一天书。没想到一回家，父亲就问他做甚去来？他说念书。父亲一听就火了，说咱这家庭还念书？不行！明天跟我干活去。刘贵年不敢反抗，第二天就跟上父亲去地里挽草、薅苗子。10岁就跟上父亲锄地，父亲锄两垄，他锄一垄。

他说，我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兄弟。一开始粮食基本够吃，后来人口多了，就不够吃了，饥一顿饱一顿的。

“国家闹好了。”老人笑着说，“当兵时，政委说，要让受苦人都过上好日子。我以为，有吃有穿就是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么好。家家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好，还有土地。”老人笑了，笑得真实、淳朴、满足、灿烂。

老人所说的“闹好了”，是忻州方言，是做好了、干好了、搞好了的意思。

我忽然想起，老人从北京回来以后，就曾经说过这句“闹好了”。当时，我以为他说的“闹好了”仅仅是指盛大的庆典，不知道包含这么多的意思。于是就接着问，你说国家哪方面还闹得好？

“武器。”老人忽然兴奋起来，“你看阅兵时那新式武器，可多了，我都认不得了。”说起武器，老人又和当年比较起来。

1947年2月，晋绥军到处抓兵，区小队的周万元怕他被晋绥军抓走，就动员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击队的枪不多，队长只给了他两颗手榴弹让他背着。那年他17岁。第二年春天，区小队编入忻东支队。连长给了他一支枪，可他个子小，背上枪枪托子还拖地。连长没办法，又给了他两颗手榴弹让他背着。解放忻州时才给了他一支缴获下的马窜子枪。

忻州解放后，刘贵年被编入西北野战军1纵队7旅19团二营1连，给连长当通讯员。紧接着就是打太原。

他说，解放太原最难打的是牛驼寨。敌人有枪有炮，还有明碉暗堡，可是，咱的部队连子弹都不够用。一个兵只有10发子弹，一挺轻机枪只有50颗子弹。只有等敌人靠近了才能打，或者是与敌人拼刺刀。解放太原后，缴获了很多武器。战士们不爱别的，就爱子弹手榴弹，欢喜得一人背了一身。说到这里，老人呵呵地笑出了声，胜利的喜悦霎时荡漾在脸上。

牛驼寨地处太原东山，地势陡峭，沟壑纵横，是阎锡山重兵把守的“四大要塞”之一。敌人工事完善，补给充足，易守难攻，“拿下牛驼寨就等于拿下太原的一半”。

刘贵年说，我们的口号是“要想解放太原城，首先解放牛驼寨。”18团和我们19团负责主攻任务。500多人的18团二营，打得只剩下27名伤员了。我们19团二营又增援上去。战斗打成了拉锯战，山头被敌人夺过去，我们又夺回来，一晚上冲锋了12次。牺牲了一队再上一队。打到最后，山上尸体摞着尸体。我们二营牺牲了100多人，受伤200多人。

老人的脸上没有了笑容，思绪完全回到那场残酷的战斗之中。

“周润万就是打牛驼寨牺牲的。”老人说，周润万也是东南宋人，和我同岁。他是师部的通讯员，我是连部的通讯员。师长到前沿检查阵地，我和他都进了窑洞。我坐在里边，他坐在外边。恰好一颗50型炮弹打进来，把他的右腿炸断了，左腿也只连得一点点了。我急忙叫来护士给他包扎好，让担架把他抬到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就在半路上死了。

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场攻坚战。解放军伤亡4.5万人，其中打牛驼寨就牺牲了5000多人。

刘贵年说，1949年4月24日凌晨，攻城部队用1300门火炮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我们冲进城，可是三排没跟上来，连长让我去找三排。大家都往城里冲，我却往外跑。子弹打在脚后跟周围，噗噗地直响。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三排，返回来时，城里很乱，好不容易才找到部队。这时候，三排自己找回来了。原来他们已经跟着其他部队进城了。

太原解放后，刘贵年所在的部队只在太原呆了一天，就转战大西北。饿了吃干粮，渴了喝河里的水。4个月边走边打，先打陕西，然后打兰州，直到1949年9月5日解放西宁。

在兰州，刘贵年当了营教导员杨兆通的通讯员，后来杨兆通当了团政委，他又当了警卫员。

峥嵘岁月

“怎么不去？只要国家叫我，我就去！”

电视机里的厮杀声仍然在响着。我越来越理解了刘贵年为什么喜欢看这种片子。因为这种厮杀声已经渗入他的骨髓，融进他的血液，成了他的人生底色。

我看了一眼电视机，看见李云龙舍不得让政委赵刚调走，两个一边喝酒一边争吵。老人以为我嫌电视机声音大，就把声音关了，一边看无声电视，一边讲自己的故事。

“杨政委培养我入了党。”提起杨政委来，刘贵年首先想起入党的事来。

1950年刚过春节，杨政委问他多大了？

他说，20岁了。

杨政委问，你想不想入党？

他说，想。早就想了。

杨政委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写申请？

他说，我没文化，不会写申请，又怕自己不够格。

杨政委问他，你知道打起仗来，哪些人冲在最前头？

他说，冲在最前头都是党员。

杨政委又问，你敢当先锋吗？

他说，我敢当先锋，绝不落后！

杨政委说，你够格了。入吧！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血与火的战争考验每一个战士，更考验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刘贵年所在部队是炮团，离前沿较远，他又是团政委的警卫员，相对而言，牺牲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绝不意味着没有考验，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

195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刚吃过午饭，天突然下起大暴雨来。山洪暴发，营地存放的军用物资被洪水冲进河里。团长下令警卫连抢救物资。刘贵年带头跳到洪水中。前两趟，河水刚至肚脐，还能把物资抢上岸，不料第三次下水时河水暴涨，从腰间漫到胸脯上。刘贵年等20多人手拉手站在洪水中，不料，一排墙头高的大浪汹涌而来，漫过头顶，20多人一下就被洪水冲走了。团长下令全团救人。晚上11点左右，战友们在几公里外的马市上的马槽旁发现了浑身是伤、两耳灌满泥沙、昏迷不醒的刘贵年。战友们把他背到医院，七天七夜才抢救过来。

自此以后，刘贵年的耳朵经常难受。他闺女说，参加国庆阅兵的前几天，父亲的耳朵忽然听不见了，急忙去忻州医院看。医生从他耳朵里掏出了3块红色的泥块。——可能是那次洪水灌进去的泥沙。

老人没有听见我们议论他的耳朵，却继续着他的思路说，“党员就要有党员的样子。就得当先锋。”

丰碑用热血铸就，生命靠信念支撑。从举起拳头宣誓的那一刻开始，刘贵年就在自己心里建起一个信念，刻下一个标杆，历经70年的生死风雨，仍然坚定不移。

1951年，刘贵年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一师炮兵团，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最前线。

说起炮兵团，老人清楚地记得，“上级给了我们团90辆汽车，还有榴弹炮。一门炮7个人。一颗炮弹80斤，能打40里。”

改为炮团以后，刘贵年立过三次三等功。

第一次立功是1952年。那一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的轰炸机5分钟就轰炸一次。他跟随杨政委上前线视察，忽然一颗炸弹掉在他们身边，他猛扑上去将杨政委按在身下。炸弹爆炸了，把他身上埋了厚厚一层泥土。杨政委问他伤着没有，他耳朵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政委扒掉他身上的泥巴，他爬起来先晃了晃胳膊，又晃了晃腿，都没事。看见“那个弹坑有一米多深，周围全是三尖八脑的弹片”。

“你真勇敢啊！”我赞叹道。

“我是警卫员，保护首长是我的责任。”老人似乎在讲别人的故事，脸上非常平静，还带着微笑。

我曾向村里人打听过刘贵年的事情，人们只知道他当过村干部，没听说他当过兵，更不知道他曾在战场上立过三次功。老人的大儿子告诉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的人，而且性情温和，一辈子不发火，不骂人，不打骂孩子，不和老婆吵架。但就是这个从来不着急的慢性子人，竟然在生死关头，纵身一跃，用自己的躯体保护别人，用自己的死换取别人的生。这不就是他说的“党员的样子”吗？

“你真是个英雄。”我不由得感叹道。

“我不是英雄。”

“那谁是英雄？”

“周润万、李功成、副政委，他们才是英雄。”

老人说，李功成是在西宁抢险中被洪水冲走的。等大家找到他时，他头上碰下个大窟窿，两腿陷在胶泥里拔不出来。周润万、李功成，都是东南宋村人——我们一起参军的三个人牺牲了两个，就留下我一个了。

说完李功成，老人又说副政委。他说，那是1953年，在朝鲜马连山。有一天夜晚11点左右，团部领导都在山洞里开会，结果被敌人发现了——可能是敌人看见卫生员在河里洗衣服从而发现了我们——敌人的飞机在头上飞过来转过去，炸弹像雨点似的往下落。山洞轰隆一下被炸塌了，我们20多人被埋在山洞中。

战友们在外面冒着雨朝里挖，我们在里面往外挖。我们没有工具，只能靠手挖。我的双手磨得血肉模糊，又憋得上不来气。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挖出去，保证首长的安全。后来由于缺氧，连蜡烛也点不着了。没有蜡烛，我们就黑着挖，直到第二天下午5点多，山洞才挖通。我们被救出来了，可是副政委被憋死了，才38岁。

老人满脸肃穆，没有流泪，没有哀伤，默默地看着窗外，半天才说：“可惜他们没见国家闹得这么好，没过上好日子。”

见老人心情沉重起来，我忙问他身体怎么样？

他说自己“身高1米68，体重117斤，除了耳朵有点背，一切都好。”

“你当兵9年，出生入死，没有受过一点伤，真是个福将啊！”

老人却淡然地说：“活的是时气，死了也光荣。”

见他这样说，我干脆问，如果还让你当兵，你还去吗？

“怎么不去？只要国家叫我，我就去！”老人忽然满眼激情，一脸豪气，平日那种温和慈祥之色荡然无存。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不麻烦国家

打仗就当兵，不打仗就当农民。这就是刘贵年的选择。

太阳越来越高，温暖的阳光洒满小院。院内一株老枣树苍劲挺拔，大约有一百多年了。院落四周的香椿树即将萌动新芽。东南宋村的香椿芽绿中带红，风味独特，在周边十里八乡颇有名气。

刘贵年住着三间平瓦房，看样子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老式方格窗上糊着白纸。柱子上贴着红春联，房檐上吊着红灯笼，春节的喜气仍然弥漫在院子里。

1955年2月，刘贵年从朝鲜回国，然后回到离别七年的东南宋村。

他说，我申请复员，政委不让走。有三个工作让我选。要么去警卫排当排长，要么去汽车排当排长，要么去东北炮校学习，然后当连长。我说，“我没文化，当不了干部，也不想给国家添麻烦。我想回家当农民。”

老人说，政委对我可好哩。在朝鲜时，士兵每月津贴4块钱。团长政委每月津贴70块钱。政委不管钱，让我保管着。那年，我母亲写信说，家里困难，让我把旧衣服旧鞋捎回家。政委看了信，知道我家困难。我立了三等功以后，部队奖励了100块钱，政委还用自己的津贴添了100块钱，给我邮回家。母亲收到钱，欢喜地来信说，原来家里有一头牛，现在又用你邮回来的钱买了一头黑定定的毛驴，给人代耕地，有了收入。复员时，政委说，把我的钱全拿上，家里的东西你爱什么拿上什么。可我怎么能拿政委的钱和东西？政委不过意，就把自己手上的罗马表给了我。

刘贵年抱着“不麻烦国家”的心理回到村里，先在粮食局扛麻袋，后来到太原预制场干活。1964年村里选大队长，五个候选人中刘贵年得票最多。从此，在大队长、管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直到上级号召农村干部“年轻化”才退下来。

东南宋也叫小南宋，位于忻府区城东南8公里处的丘陵地区。清末民初，村里人大多走“北路”做买卖，赚了钱就修门楼、盖房子，所以有“砖瓦圪洞小南宋”的说法。这些买卖人结伴回家，又结伴离家，所以，又留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歇后语——“小南宋养娃娃——一乍子”。

东南宋村北是平地，村南是坡地。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刘贵年当村干部以后，带领全村人修路植树、平田整堰，打井修渠，后来又实行“生产责任制”。他说，“党员要做建设社会主义的顶梁柱。当干部不能贪污浪费、多吃多占，要起好带头作用。”

“不能贪污浪费、多吃多占，要起好带头作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对农村干部的基本要求，时间过了这么多年，刘贵年还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可见这些话在心里铭记得有多深多牢。

我问他，“回到农村后悔不后悔？”

他说，“不后悔，我是自愿的。”

我又问，“当兵好还是当农民好？”

“都好。”老人笑着说，“当兵时，只要不行军打仗就想家，可是回到村里，又经常梦见部队。”

打仗就当兵，不打仗就当农民。这就是刘贵年的选择，也是他“向国家致敬”的人生轨迹。

谈到这里，我想从墙上挂着的相框里找几张记录刘贵年人生轨迹的照片，却看见一张他和妻子结婚时的合影。他身着绿色军装，胸前戴着奖章。妻子梳着长辫，穿着淡粉色碎花衫子。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我问。

“复员那年结的婚。”老人说，妻子叫王全灯，双堡人。当年，他一复员，就有许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看中了王全灯。部队给的300块钱安家费，正好娶媳妇。20块钱彩礼，70块钱买衣服，剩下的办喜宴，全够了。

老人看着相框，声音忽然低沉下来，“老婆走了8年了。得了急性心肌梗塞，抬到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前后不到5个小时就走了。活了75岁。”

老人的大儿子说，我妈走了以后，父亲天天一起床就在我妈的遗像前点一支烟，供一杯水。晚上睡觉前再点一支烟，供一杯水。中午供饭菜，还点一支烟。八年了，天天如此，没有忘记一次。

“她活着时好抽烟。”老人说。

这时我才发现里间有一个旧橱柜，橱柜里摆着一张遗像。遗像前有一杯水，两个碟子。一个碟子放着新鲜的饭菜和一双筷子，另一个碟子里竖着一支燃烧的香烟。一丝青烟袅袅上升，静静地散发在房子里。

“无情未必真豪杰”。看着这位耄耋老人，我明白了什么才叫情，什么人才是英雄豪杰。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岁月冲刷不了英雄的光芒，平凡更显英雄的价值。

“英雄者，国之干也。”时代进步离不开那些光彩夺目的大英雄，但能站在历史高地的大英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英雄恰恰是那些默默无闻而终生“向国家致敬”的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张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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