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

梁庄在河南穰县，是梁鸿曾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但在被讲述的层面上，它已经跳脱出地理性的限制，成为了乡土中国的一个样本、一个所有从乡土出走的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当人们将梁鸿定义为当代中国一个标杆型的非虚构写作者时，她开始“虚构”了。今年年初，她推出了一部由十二篇故事组成的《神圣家族》（该系列曾以《云下吴镇》之名连载于《上海文学》），其样式类似小说集，围绕“吴镇”这个地方，写出诸种千丝万缕的人世缘常，令人重新意识到梁鸿自身文学博士而非乡土问题专家的出身。但梁鸿却不认为《神圣家族》是纯粹的“小说”，而更愿意称其为“非虚构和虚构的结合”，因为里面亦动用了不少真实性的因子，以及她的切身经验。

吴镇的原型，是梁鸿幼时上学的小镇，也是她每次回梁庄的落脚点。梁鸿说，她每次回镇上，“无事的时候，就会搬个凳子，看街市上人来人往”。这些“人”，渐渐进入了她的故事，其中有“圣徒”似的流浪汉，有自杀的女人，有郁郁不得志的小镇知识分子，有琐碎日常中的奇景，也有煞有介事下的套路。

不少人问梁鸿，“吴镇”和“梁庄”都有些什么区别，梁鸿的回答却是，吴镇就在梁庄“隔壁”，二者是并行的空间。从“梁庄”系列到“云下吴镇”，所谓“非虚构”和“虚构”间的界限也没有那么明晰，梁鸿说，她只是在选择适合自己表达内容的形式——这一次，她想呈现的不是乡土中国的病灶，而是怀抱“写作者的爱”，去探索生活自身的复杂层次。

转向吴镇：
深入生活的内部存在形态

不像写梁庄那样，我写吴镇时，只是把小镇当成一个背景而已。

《书乡周刊》：之前写“梁庄”，这次写“吴镇”，从乡村到小镇，在乡土中国的样本意义上，有没有什么发展性？

梁鸿：不能说发展性，不是说村庄发展进步了就是小镇，集市也在中国社会里存在几千年了。它们有各自的形态，村庄还是村庄，虽然人向小镇流动，但村庄还在。二者是并行、并置、并存的空间，不是线性的。虽然现在的城市化发展让它们看上去像是线性的，但在我们生活的内部，生存的形态却始终是并存的。

《书乡周刊》：比起“梁庄”，你说在写《神圣家族》时，是把自己更加放在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上，充满了“泛滥的爱”。这应当怎么理解？

梁鸿：泛滥的爱，是说爱这种生活的形态。可能我有很多地方写得很无情，比如对于那些阴谋，算计，彼此的疏离、孤独、隔绝，飞短流长的相互伤害，彼此的轻视等等，但我的热爱却是热爱这种场景，热爱这种存在。这是一种泛义的爱，不是说对某些善和美的爱。这些人有缺点，但我对他们有一种同等的爱，也有一种同等的冷漠。万物平等，都有各自的位置，我喜欢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种作为写作者的爱，和作为真实生活中的人的爱是不一样的。

《书乡周刊》：《神圣家族》中充满了现代性的东西，很多地方流露出一种荒诞、反讽抑或是孤独。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一种形态去呈现吴镇呢，应该不只是形式上的探索吧？

梁鸿：我不想把吴镇局限化，仅仅只写一个北方的真实小镇，还是想有些小镇之外的东西，想写出一种生活、一种感觉。作家虽然是反映生活，但还是想看到生活的内部和生活的多层。不像写梁庄那样，我写吴镇时，只是把小镇当成一个背景而已，展示人的形态，比较自由，只不过人刚好这样生活在小镇上。至于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和精神，由我来掌控。比如我写的圣徒德泉，他想实施“拯救”，却差点把孩子杀死，这些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但他的“在”，本身就有某种含义。至于他“是”什么，则需要我们自己的内心作以探究。

《书乡周刊》：许多年来，你一直都在城市工作、生活，重新观察小镇时，会不会有某种异乡人的体验？譬如你在第一篇《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里，写到了清真寺的钟声，并说当年在镇上上学时从来没听到过，但这次回去却听到了。这算是陌生化的感觉么？

梁鸿：不是，没有异乡人的体验。一个作者需要不断地去发现生活更幽微、人性更幽微的地方。其实很多逻辑和形态一直在那儿，但我们一直在忽略，一个写作者就是要把这些被忽略的东西重新呈现出来，让它们作为人的生活中的元素，突然变得有了意义。它们不是突然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看到的东西，因为异乡人不一定能看到，而是一个对这片生活有感知、有体验的人才能看到的东西和再次的发现。

《书乡周刊》：你也写到了一些小镇知识分子，比如中学教师杨凤喜和明亮，他们想通过教育离开吴镇，但是无法走远，又重新回到了这里，这让他们心里始终不甘，也和周围有隔膜。你觉得这算是一种典型小镇人生的悲剧吗？

梁鸿：称不上悲剧，这是一种常态，说“悲剧”显得太事件化了。每个人都经历一个梦想被打碎的过程，人人如此，所以我写的不是小镇知识分子的悲剧，而是人的某种一直珍藏、珍贵着的东西被摧毁，最终只是过上了普通生活的状态。我想把这个被摧毁的过程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