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说”错在哪儿？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这是所谓的由大河孕育出的“四大文明古国”。在多种版本的世界史叙述中，人类文明的开端皆由这四大块地域讲起。随着文化向公众的普及，这一概念也早已从历史叙述进入人们的常识，成功唤起了仍生活在这些地域的人们的自豪感。

然而，孙隆基先生却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出，必须要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在《新世界史》第一卷第二章中，他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古国说”是一个当代化的概念，虽然更符合今日民族主义的需要，却有碍于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

他用大量考古学、人类学材料证明，农牧业起源地并不在大河流域，而在山地；各“文明区”也绝非是孤立发展的状态，而是有着绵延不绝的联系。譬如西亚、北非地区的“新月沃土”被视为是两河文明的发源地，孙隆基先生由此详细考察了约旦以色列高地、土耳其境内史前遗址、埃及和“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等，勾连出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也勾连出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联系。

“四大文明古国’乃一种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执念，它将游牧与放牧地带屏诸‘化外’。”孙隆基先生在农耕带之外，亦相当重视草原带，努力将其纳入世界史的构成当中，以此来突破“四大文明古国说”，扭转牧业是次于农业的低级阶段这一成见。

外交学院政治学教授施展则认为，“四大文明古国说”的问题在于，这个说法预设了人类文明史从一开始就是可以以国别、民族来进行叙述的，但事实上，国别、民族的概念直至后代才得以生成。而待其生成后，方才有了人们对于这些概念的认同。人们重视“古国说”，亦是一种对于“认同”的需求，因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最为便捷利落地人类文明找到一个貌似轮廓清晰的起点，将其追溯得非常久远，而不至于断裂并留下许多疑团。特别是那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古国人民”的大力推崇，更是在以这种方式来证明本国文明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