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扬

《走出防空洞》封面。

小说家的“银行存款”

每位卓越的作家都不乏独家专属的素材，而在戴维·洛奇看来，丰富的人生阅历正是小说家不可或缺的创作源泉，“有趣的经历就是银行存款，开户越早越好啊”。

1935年，洛奇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底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来自英格兰工人阶层，是一名音乐人；母亲有爱尔兰和比利时血统，担任家庭主妇的同时兼职做文员；而洛奇则成了家中日后唯一的孩子。而今，已成耄耋老人的他谈及降生的年代，语气里有毫不遮掩的满足：“对于一个出生在英国的未来作家，尤其是像我这样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的子弟而言，这是一个好年头。这意味着我将有很多东西可写，并且能受到足够的教育，学会写作的技巧，产生写作的动机。”

同那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洛奇的童年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二战开始与结束时，他分别是四岁半和十岁半，“对那场史诗般的战争留下了一些个人记忆”。战争期间，洛奇换过五六所学校，随母亲撤离到乡下，常常如颠沛流离的难民，被火车疏散到外地，承受着孤独和背井离乡的痛苦。然而回顾起战争的动荡，他却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认为相较于和平环境，他在孩童时“获得了更宽广的见识，更多样化的阅历”。1940年9月初，伦敦闪电战爆发，年幼的洛奇被母亲叫醒，耳边空袭警报哀鸣，他穿上防护服跑向邻居家的防空洞，鼻子里闻到泥土、石蜡和可可的气味。多年以后，小说《走出防空洞》（1970）出版，在这部“很可能是我最具自传性的小说”中，很多有关战争的细节便取材于那段不同寻常的记忆。

1952年，17岁的洛奇入读伦敦大学学院英语文学专业，也开始逐渐在文学批评方法上走向成熟。对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及《尤利西斯》的研究成为他大学时期“最大的转折点”，深刻影响了其写作生涯，例如在后来的小说《大英博物馆在倒塌》（1965）中借鉴了《尤利西斯》终章的独白；在《小世界》（1984）与《好工作》（1988）中使用前人文本作为故事的结构框架来表现现代生活等。

三年后，洛奇以一等学位的优异成绩毕业，前去服兵役两年，本无意继续学术生涯的他却因军营的“折磨”改变了想法。不过“无论是多么消极的经历，都不会白白浪费掉”，这位“乐天派”小说家在军营中依旧学到很多，他观察每个人的背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说什么样的方言……更重要的是，他又为创作积累了素材。在《生姜头，你疯了》（1962）中，叙事人乔纳森的兵役生活便与洛奇的经历十分相似，而故事背景、细节、很多例证性的小事件，甚至是下流脏话，皆是取材于这段小插曲。

1960年，小说《影迷》的出版宣告了洛奇“写作人生”的正式起航，而在两年的“找工作难”后，他也终于如愿跻身“学术派”，担任起伯明翰大学的助理讲师一职，并直至1987年退休都未曾离开此地。校园生活为洛奇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土壤，孕育出众多耳熟能详的作品，包括反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校园三部曲”——《换位》（1975）、《小世界》、《好工作》，其中，前两部小说均得益于作家在美国访学期间的经历。《换位》描写了一位英国学者与一位美国学者在六个月里互换工作甚至互换妻子的荒诞故事。当时，出版界涌现出不少描写英国学者在美国校园教学生活的小说，洛奇认为很有必要在这个主题上取得创新。当从美国带回大量丰富的素材后，他意识到尚未有人写过美国老师在英国大学访学的故事，写作创意由此而发：叙事在美、英两座城市间切换，背景设置在学生抗议潮引发两所大学震惊之时（以将差异进一步戏剧化），两位人物被塑造成两种学术文化的代表，体现了职业领域中的竞争性和非职业领域中的人道主义。而某种程度上，《小世界》则像《换位》的续篇，但呈现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学院世界”。在这里，各国学者们穿梭往来于高端国际研讨会，他们衣着鲜亮，谈吐讲究，表面上是参与学术交流，实则却是各怀目的而来，辛辣诙谐的笔法揭示出学术界富丽堂皇背后的窘况。

凭借浩荡的生活经验与小说家的强大记忆，洛奇将所见所闻纳入创作，使作品呈现出丰富的维度。但随着退休与晚年的到来，他的创作风格也相应发生改变，在《失聪宣判》（2008）中，日渐耳聋的退休语言学教授就如洛奇本人的“镜像”，因为他也在现实中饱受失聪困扰；而“中年危机”问题与对生死的严肃思考，也无疑使作品呈现一抹沉重之感。这一时期，洛奇也坦言“自己的生活经历都被写完了，很难写新的故事。要到别人的生活里去找经验”，于是转向写作《作者，作者》（2004）、《风流才子》（2011）等以作家詹姆斯、威尔斯为原型的传记小说。及至2015年和2018年，在《生逢其时》和《作家的运气》两部自传回忆录中，洛奇也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反思。

《生逢其时》封面

从天主教到“不可知论者”

作为不可逃避的“生来”的天主教徒，洛奇对信仰的反思也为他的文学生涯提供了重要动力，如其所说的，“天主教的观念、象征及道德困境正是写作，尤其是散文小说创作可资创作的源泉”。

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很少与教区神职人员和俗众社交互动，洛奇自觉是个“天主教的边缘人”，便以一种“更为知性的方式”——即通过阅读天主教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等人，以及与天主教主题有关的文学作品来界定自己的信仰。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画家的画像》令这位自小希望成为作家的天主教少年深受鼓舞和启发，感叹宗教信仰竟能带来如此丰富的文学艺术性，而对乔伊斯人生经历与艺术成就的深切共鸣也使洛奇首次萌发了文学创作的欲望。对天主教作家与作品的兴趣持续引领了洛奇后续的学院生活，大学毕业后即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天主教作家简论》，而后的硕士学习中，也选择将《牛津运动以来的天主教小说》作为论文研究的题目。

同那些大名鼎鼎的天主教作家一样，洛奇对宗教的反思也最终落实为小说中诙谐的字句，而他对天主教在节育问题上的揭示尤为值得一提。由于天主教对节育的禁止，洛奇与妻子玛丽在婚后接连生下三个孩子，面临不小的压力。时值20世纪60年代，一直以来都成功抵制了现代性智识和道德挑战的罗马天主教，开始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和内部纷争，众多新秩序的到来极大地刺激了洛奇创作小说的想象力，让他想写一部幽默的喜剧小说，以讨论天主教夫妇在节育问题上的道德困境。《大英博物馆在倒塌》(1965)一书由此而来，出版后并大获成功，天主教作家格林甚至提出“独特”的建议，希望洛奇赠送一本给红衣大教主。不过，尽管在写作上取得了不菲佳绩，洛奇却在反思中逐渐脱离了“天主教徒”的身份，他坦诚在研究和写作《你能走多远？》（1980）之后，信仰中敬神的成分已荡然无存，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天主教不可知论者”，即相信在浩渺宇宙内外可能存在着另一种高于一切的神秘力量。

学者型作家的双轨生涯

除却精彩的创作之外，洛奇的“学者型作家”身份也历来是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一边是学院中正襟危坐的文学批评家，一边是书斋内戏谑百出的俏皮小说家，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角色，却在洛奇身上意外达成了平衡。面对进行文学分析批评是否会抑制小说创作的问题，洛奇给出了相反的答案：“评论家的身份能让我更清楚各种技巧的表达潜力，帮助我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而小说家的身份无疑能帮助我更好地分析其他作家的小说。”而他甚至做得更好，不断推动了两者间的相互融通：“我依然在追求一种双轨生涯，既做小说家，也做学术评论家，对两种活动都一样投入，而且希望能在两者间建立连接。”

洛奇以学者视角写下了包括《小说的语言》(1966)、《十字路口的小说家》（1971）、《现代创作的样式》（1977）、《巴赫金之后》（1990）、《小说的艺术》（1992）等在内的大量专业著作，同时也将批评的态度运用到小说创作之中，认为作品中的场景和情节都应出自作者的有意识构想，“小说的每一部分，每一个事件、人物，甚至每个单词，都必须服从整个文本的统一构思”。而在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和特色上，洛奇则展现出后现代与现实主义的双重特点，或者用他的话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但会有元小说的元素”。除了《走出防空洞》试图采用单一视角和同一风格，以使故事拥有现实的完整幻象，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极尽变化与狂欢，如《换位》在建立众多现实细节的基础上，每章采用不同模式，以打破情节的对称性；《大英博物馆在倒塌》通过戏仿和拼贴段落的方式，使叙事出现变化。此外，语言的不确定性、打破时间的统一性、消除不同文体间的界限等，也是洛奇经常运用的写作手法。于是，当小说家的浪漫想象与学院派的术业专攻相逢，“双面手”洛奇便将英伦学院风的滑稽讽刺发挥到令人捧腹的极致。

然而，尽管著作等身，论及人生，洛奇却表示自己不过是“生逢其时”、“好运气比坏运气更多”而已。“比如我要是早生几年，就不会赶上免费教育。我还亲历了英格兰好几个阶段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对我后来成为小说家有很深远的影响。”但对于他的“粉丝”读者来说，这显然不过是“绅士”的过谦之言罢了，当英国从历史上等级森严的社会走入一个更加开放、流动、趣味盎然的时期之时，并发展为相对健康均衡的现状后，这位“幸运”作家所做的却不仅是用眼光见证，更用他生花的妙笔，领读者在纸页间共同一览奇境。

（原标题：戴维·洛奇的“大世界”：不只是“英国版钱锺书”）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