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民

清乾隆年间的“槐市斜街”

1947年的“槐柏树”。经过几百年的变化，“槐市斜街”已不见，“槐柏树”成为人们熟知的地名。上世纪五十年代，“槐柏树”一带被整合成街，并命名为槐柏树街。

我对于槐柏树街的印象，是从我家搬到这里后开始的。1957年，我只有四岁，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家从象来街豁口的南墙根儿底下，搬到槐柏树街东口时的景象：路东正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建楼的地基挖好了，工人们正在用夯夯实地基，劳动号子声声不断，此起彼伏。

转进槐柏树街口，路南就是市府大楼，往西走，路北有一幼儿园，叫范家胡同幼儿园，依次挨着一所小学，叫北京小学。一边走，一边听着爸爸的介绍，似乎还真有点兴奋，憧憬着能上这么美丽的幼儿园和小学校！不过，我最终还是没上那幼儿园，也没上那小学。

当时我家住在这条街的北侧，有一座四合院式的三层红砖大屋顶楼房建筑群，四合院的大门与当时已经建好的宣武公园北门偏西斜对着，我清楚记得大门的右侧砖砌门柱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木牌，上面写着：槐柏树（街）一号。院子里房前屋后都是老洋槐树，棵棵都一人抱那么粗，而且院子里还有新种植的柏树矮墙，这样一来，槐树、柏树就全了。

由此可见，这里可能原来并没有成型的街道，槐柏树街正是随着市政府办公大楼及其周边的附属设施建成而形成的一条崭新的街道。

这似乎与《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中提到的“明朝年间，此路东段路高坡上有一棵古槐树，还有两棵柏树，于是群众称此街为槐柏树”的说法不一样。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准确呢？

根据诸多关于北京历史地理书籍的文字资料记载，北京外城西北角这块地区，历史上是很荒僻的一块地区。从明朝筑外城算起，这里慢慢形成几乎连片的荒冢义地，有官义地，更多是四川、山西、广西、浙江、宜昌等各外埠省籍的会馆义地。除了这些义地，还在稍外围形成了大粪场、大灰场、菜园子等场所，说明这里聚集了人群，并散落分布着一些居民点，而这些居民点总会有约定俗成的地名。

《宸垣识略》标注槐市斜街位置，后来的槐树馆、柏树馆、槐柏树大致位于置此

清代乾隆年间，吴长元久居北京为官，著有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的《宸垣识略》一书，此书图文并茂，一张简单地图上除标注宣武门、西便门等大坐标外，已经有了高八岗、槐市斜街等地名并标注坐落位置。仔细看，这条槐市斜街的东口大致与高八岗（现在的槐柏树后街西口）相接。

除了简图，吴长元还特别说明“朱竹垞（朱彝尊）寓居槐市斜街”，还引用一首记载移居槐市斜街的诗：老去逢春心倍惜，为贪花市住斜街。屠门菜市费赢骖，地僻长稀过客谈。一事新来差胜旧，昊天寺近井泉甘。

当时的槐市斜街大致是一条向西南经大小北栅栏可通向西便门大街的一条通道。

吴长元还在书中指出：查初白（查慎行）寓居在槐市斜街，斋名“槐簃”；相关诗云有“上槐街里屋三间”句。

从上述历史文人诗句中可获得这样的信息：槐市斜街主要地标参照物是槐树，这里还是一处集市，可能为区别于被俗称为土地庙斜街的槐树斜街（即如今长椿寺东侧的下斜街），所以诗人有意在诗里把槐市斜街称为“上槐”。值得一提的是，查阅近代陈宗藩编著的《燕都丛考》，还真把朱彝尊“移居”到土地庙槐树斜街去了。

《宸垣识略》之后，还有一部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唐土名胜图会》，由日本人编著，详细记录了清朝京城的一些基本情况，更是图文并茂；其中也标注了槐市斜街的存在。至清晚期、民国近现代，一些关于北京城内外地图上，在原来槐市斜街的位置上开始频繁出现了“槐树馆”、“柏树馆”、“槐柏树馆”、“槐柏树”的地名，而槐市斜街的地名则不见了。可能因集市功能逐渐消退，为进出城歇脚打尖旅者提供的驿馆慢慢多起来的缘故，“馆”成了这地块的主要特征，后来这里就变成了居民聚集点。

与此同时，这一带还出现了很多人群聚居为特征的新地名，如范家胡同、狗尾巴胡同（高义胡同）、椿树胡同、黄河园等。

1958年，北京市公安局编制了一部《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其中“槐柏树街”的词条是这样表述的：“槐柏树，现改槐柏树街；槐柏树街，原范家胡同、高义胡同、黄河园、槐柏树。”

可见，槐柏树街是合并了当时包括“槐柏树”在内的四处地方而成的，而且“槐柏树”从原来的一个人群聚集点的名字变成了一条新大街名称。1965年左右北京市又进行了一次街巷地名合并、规范整顿，将槐柏树街以西的东西宽街并入，长度延至西便门大街。而原来的槐柏树一号变成了如今的十一号，如今的一号则是槐柏树街东口西北角空地新建起的市府大楼家属楼，人们俗称新楼。数百年间，这条街道经过了槐市斜街到槐柏树再到槐柏树街的嬗变。

（原标题：槐柏树街因何得名）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