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梦溪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美国和加拿大注册听力康复师。90年代中后期，她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小说曾获得包括中国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等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并七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和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

生活在巴黎的温州人

书乡：《死着》讲的是一位遭遇车祸的茶叶公司经理被送到重症监护室，靠“叶克膜”这样的体外心肺支持系统维持着生命，医生认为他已不可逆转地脑死亡了，但身边各位亲朋却因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拖延他的死亡，写一位用“叶克膜”维持生命的将死之人周围的故事，这是个充满了荒诞和冲突的精彩故事，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故事。

张翎：其实这篇小说完全可以拿“叶克膜”做做文章，因为它原本的应用是为心脏移植的人提供体外支持系统，在身体短暂的没有心脏的一小段时间内替代心脏搏动，为全身输送血液。还有一种情况是心脏严重衰竭，需要歇一歇的时候暂时拉上它，让心脏在一小段时间以达到康复目的。“叶克膜”是不应该用在《死着》里这位主人公身上的，因为他是不可能被救活的。因为“叶克膜”毕竟不能长期替代心脏，所以我在小说后面写，过了几天后血液不能有效抵达末梢神经，他的手、脚等末梢就开始黑烂了。懂行的人一看这篇小说就知道，这是绝对的非必要抢救。我为了写这篇小说，专门去301医院看过他们如何使用“叶克膜”，费用也很昂贵，拉管子好像就要十几万块，一天的维持费用是一万块（几年前的价位）。

书乡：“死”原本是个瞬间动作，这里的“死着”变成了一个“正在进行时”。家属对病人的“非必要抢救”是个伦理问题、医学问题，也是目前大家很关心，很有争议的问题，您怎么看？

张翎：所以小说中我写到一位医生很挣扎，因为从医者的道德角度他是不愿意看着病人这样受苦的。我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东方医学体系里是注重生命的延长的，所以中医讲究养生，我们的哲学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西方医学的精髓是提高生命质量，所以在东方国家会容易出现过度治疗的状况。“非必要抢救”就是“无论什么状态只要活着就好”，在我自己和亲人身上，我希望没有任何的“非必要抢救”，我希望我们能健康的、有质量的活着。

书乡：《胭脂》写到了一群在巴黎生活的温州人，一个做古董生意的“土豪”。

张翎：那是我这几年在欧洲所见所闻的一个缩影。在欧洲有一大群做梦都想“捡漏”的华人，无论多么遥远偏僻的旧货市场，你总可以见到神情诡异双眼发亮的淘金者。我去过巴黎不下一、二十次，最长的一次待了四个月。我表妹在巴黎开中餐馆，汇集了很多温州人。我是从读书、留学这样的渠道出国，其实与在巴黎的温州人们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海外大部分的温州人都是做生意的，尤其留在欧洲的，很多都发了财。大家越走越散，前些年我回到温州这个土壤的时候，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但最近几次巴黎之行让我越来越静下心来观察，有很多温州人是非常有意思的，尤其是古董市场里。

书乡：《心想事成》和《都市猫语》两部小说，是写作中国当代都市小人物生活中的作品，故事短小，却精准地描摹出小白领、北漂男等社会“边缘人”的选择的艰难，但读起来很幽默、荒诞、有趣，甚至轻松，与以往您的创作风格很不同。

张翎：《心想事成》和《都市猫语》都是写大城市的故事。其实从《死着》开始，我打算尝试写中国当下生活，我之前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题材。从1986年我离开中国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了解中国当下。最近几年，我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解也更多。《心想事成》几位年轻的朋友都觉得看得很过瘾，一反我从前的风格。我用眼睛观察到职场的压力，但我又是局外人，所以不会写得特别沉重。写这几篇小说，我想小小地嘲讽一下那种把人绑在战车轮子上、停都停不下来、人被一件件事情推着走的生活。这应该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反高潮的、反我自己风格的故事。

书乡：作为一位旅居海外的作家，您怎么看如今年轻人涌向大城市，离开家乡工作生活的趋势？

张翎：人从乡村涌向县城，从县城涌向城市，从城市涌向大城市，是个全人类的潮流，不仅仅是中国这样。我在加拿大看到许多农场已经越来越现代化了，农场里有机器，但没有年轻人。来到大城市的这些人中，一部分用世俗的定义是成功的，而另一部分人是落魄的，甚至比他在家乡的生活还要落魄，但他已经走出原有的轨道，不可能再回去了。在外打拼的人对故乡肯定是有怀念的，怀念的可能是某一种生活方式，有亲友等一些人陪在身边，有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大城市会惶惑不安、缺乏自信，但大城市的生活对人的另一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

留一口气给明天

书乡：描述一下您在创作中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吧。

张翎：一大早起来，但用冰凉的水洗一把脸之后那一刻人的脑子是最清醒的。牙也不刷臭烘烘地上楼关起门来写东西，谁也别走近我。一杯咖啡写到中午，把早饭和中饭连起来吃，吃完睡个午觉，下午再写一小会儿就不写了。晚上就全部做输入的事情，如看书、看电影。写长篇小说需要一个连贯的时间，我一般上半年在加拿大，下半年回国，处理一些出书的事情。如果我不在写作状态，要么在为小说做调研和采访，要么就会花很多时间做阅读。所以我的生活大致只做三件事：阅读、写作和旅游。

书乡：严歌苓是位非常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作家，每天固定时间创作，雷打不动的。

张翎：因为她是部队出身，有严格的纪律性，我可能做不到她那么严格。海明威说过，创作一定要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歇了，把这口气留给明天。明天开始写还有口气在，不用枯坐着想到底今天要写点什么。我会写到某个段落思路还有可向下延伸的时候停笔，剩下的留给明天去写，这个技术问题也挺好玩的。

书乡：这六七年来，您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写长篇小说上，长篇是很耗费体力的。

张翎：我每天其实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不超过四、五个小时。你说到体力的问题，我现在深有感触。有时我的脑子还很活跃呢，身体先坐不住了。其实对着电脑创作让整个身体处在同一个姿势中，哪怕不创作，对着电脑看几个小时，脖子也会痛的。我有时站起来活动一下，很多想法还没来得及写出来。严歌苓跟我说，一定要去锻炼身体。她就在坚持长跑，起初我还不信。我现在也开始坚持做水中有氧运动，因为写长篇非常需要体力。我个人对长篇更有兴趣一点，我叫自己“字痨”就是因为这个。要描写一个场景就要写透了，短篇小说做不到这一点，只能顾忌一头，比如故事的推进，顾及不到太多场景的渲染，我觉得很不过瘾。

书乡：您在《胭脂》的创作谈中曾“抱怨”称“一个作家从前只要码字就可以了，现在还需要站在街头吆喝。吆喝的事比码字费心神多了”，您怎么看如今作家也需要站台宣传活动？

张翎：“宣传”的不仅仅是书，而是让读者看到阅读带给我的影响。我这次去了两所学校讲座，看到学生们的反应那么热烈，很感动。我们一直说“阅读文学的一代已经过去了”，但看到他们我还是很振奋的。如果你不“吆喝”，不把作品带到读者中间，那么始终你是你、他是他，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书乡：“明知在这个超过两千字就是自杀的微信阅读时代，长篇大论就是滞销或者自杀的代名词。”您对当下的碎片化的阅读趋势怎么看？文学是否变得更加小众？

张翎：文学可能永远成为不了大众，但它也永远不会消亡。越自由的环境人的选择越多，这是大浪淘沙的过程，虽然目前的作品可能“漫天尘土飞扬”，但终会有尘埃落定的一天，终会有经典经过时间留下来。尽管现在我们写纯文学的作家并不都能挣钱，但为什么大家还在写呢，为什么不都去写一些轻快的、畅销的文字呢？为什么还有出版社坚持出原创纯文学作品呢？因为文学中有些东西是能够打动人心的。这是个过渡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局部，但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山上看，就会意识到文学的持久性。

《胭脂》《余震》《死着》 张翎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近日，张翎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生命力三部曲”《胭脂》《余震》《死着》三部作品同时出版，收录了十篇中短篇小说。读者可以借张翎敏锐而慈悲的视角洞见几代人命运铸成的爱情与创伤、死角与光芒。

在张翎开始写小说的前十年，几乎默默无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她作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从家乡温州考到了复旦大学，1986年，她留学加拿大，后成为了一名听力康复师。在海外生活几年后，她开始在工作之余尝试写作。1996年，她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刚刚开始创作不久，她有些绝望地想“这可能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了”。好在治疗后她恢复了健康，一直创作至今。

面前的张翎已经是获奖无数、作品被翻译到许多国家的知名作家了。谈起感兴趣的话题时，张翎兴奋无比，面颊绯红，语速飞快，思维跳跃，化身成“话痨”，恨不得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其实她的创作又何尝不是这样：遇到好的题材，便成了“字痨”，涌出源源不断地灵感，一写再写，不尽兴不收笔，“像在旷野跳舞，怎么疯都不会越过边界”。所以她的短篇不多，大多作品都写成了长篇。《胭脂》是张翎近期创作的篇幅最长的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时候她不停提醒自己“要收”，结果还是没刹住车写了七万字。

（原标题：张翎：写作中国当下现实故事）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