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弘制作葡萄

葡萄常 常玉龄

成型未上色的葡萄珠

葡萄常作品

葡萄常作品

兴衰：

手艺险失传，立下传女不传男的家规

“说是‘葡萄常’，其实祖上本不姓常，而是钮祜禄氏，地地道道的旗人。”对于儿时从长辈那里听来的家史，常弘至今记忆犹新，“在清朝，八旗子弟原有俸禄养着，不必为生计发愁。到了光绪年间，国库日渐空虚，许多旗人家道中落，只好将当年拿来把玩的东西当成谋生手段。”

常弘的祖辈韩其哈日布也不例外，断了钱粮的他从城根底下挖来些泥巴，揉捏成葡萄珠，再穿了串染上颜色，倒也卖得出去，只是卖不上好价钱。韩其哈日布不甘心，便把目光投向料器行当，那些由玻璃烧制而成的葡萄显然更有质感。他在家里盘起炉灶，自己反复研究其中的门道。在他看来，有色玻璃做出来的实心葡萄太过厚重，于是试着吹制透明玻璃球，再经颜料涂抹，比传统料器更多了几分果肉莹润的效果，而这也成了他的独门绝技。

“有意思的是葡萄上面那层霜，纯属偶然而得之。”常弘从架子上捧过一串葡萄，娓娓道来那段往事，“韩其哈日布的母亲富贵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家里供着佛龛。一次，正当她准备烧香时，不小心将手中刚串好的葡萄掉进了香炉里。捡起来后，发现葡萄表面沾上香灰，恰好跟覆了层薄霜似的，效果越发逼真。”

很快，韩其哈日布的精湛手艺在京城传开，“当时正赶上慈禧过寿，内务府到民间搜罗奇巧之物献给太后，我们家的葡萄被选在其中。慈禧一看，以为葡萄是真的，很是喜欢，特赐名号‘常在’，还赏了块‘天仪常’的牌匾，允许回家开店铺做买卖。韩其哈日布为了表示感恩，全家都改姓常。”常弘笑言，自己的“常”姓正是打这儿而来，“生意做大以后，市场上也就有了‘葡萄常’的叫法。”

然而，“葡萄常”险些没能逃过“富不过三代”的命运，“常家到了第三代，男孩子们一个个大爷习气十足，整天提笼架鸟，吃喝玩乐，都不干活。三个姑姑看不下去，担心自家手艺就这样失传，甚至家业不保，便挑起大梁，立下了手艺传女不传男的家规。”常弘表示，独特家规背后是常家两代女性的巨大牺牲，“常桂福、常桂禄、常桂寿和常玉清、常玉龄姑侄五人立誓终身不嫁，一心扑到手艺上，成为毛主席后来提到的‘葡萄常五处女’。”1956年，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亲自采访了“葡萄常”，并赋词一首：常家两代守清寒，百年绝艺相传。葡萄色紫损红颜，旧梦如烟！合作别开生面，人工巧胜天然；从今技术任参观，比个媸妍。

复活：

许多颜料不再生产，香也跟当年不一样

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葡萄常”在文革期间再次陷入低谷。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重新得以恢复。“那时候有大批待业青年需要解决工作，从事手工艺就是出路之一，可惜‘葡萄常五处女’只剩下常玉龄一人。”据常弘回忆，年事已高的常玉龄义无反顾地重拾技艺，毫无保留地把全部工艺流程公开传授。但1986年，常玉龄去世以后，这些学徒渐渐转行，“葡萄常”又一次归于沉寂。

2003年底，常弘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名为《‘葡萄常’难寻 绒鸟不再》的报道，不由得心头一紧，“文章里开篇就提到‘葡萄常、卢沟石刻、铁花、绒鸟等民间艺术已经消失’，我看了特不是滋味，作为常家第五代，我有责任让这门手艺继续传下去。”

常弘找到妹妹常燕，着手商议如何复活‘葡萄常’。“好的是，我们姐妹俩是老姑奶奶常玉龄一手带大的，从小就跟在她边上看她做活，熏的时间长了，对手艺自然也不陌生。”不过，真到了上手制作的时候，常弘发现远比想象中困难许多，“做葡萄第一步就是‘吹珠’，这道工序需要在高温车间完成，以往都有专门的吹匠把碎玻璃融化后拔成玻璃管来吹，可当年会做的人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年纪太大干不了活儿。”

无奈之下，常弘只好四处寻访灯泡厂、玻璃器皿厂，但这些地方早已变成了机械化生产，没有人会手工操作。后来，常弘在河北农村找到一个吹玻璃的小伙子，两个月里，她一趟趟奔波往返，凭着记忆把‘葡萄常’所需的技法教给对方，“‘吹珠’用多少料，使多大劲都有讲究，直接影响葡萄的大小、成色和圆润度，哪怕同一个人，每次吹出来的也不相同。”

有了葡萄珠，还要用细铁丝安上“把儿”，“铁丝上要缠棉纸，粗细得跟葡萄珠的开口刚好吻合。”常弘从盒子里轻轻捏出一支半成品，“插铁丝也是个技术活儿，用力小了进不去，用力大了，葡萄珠就会碎在手里，薄薄的玻璃片扎到手里很难挑出来。”

对常弘来说，给葡萄上色同样是道难题，“在过去，配方没有手写的，全凭回忆一点点摸索尝试。”更让常弘感到无奈的是，许多颜料早已不再生产，只能自己调制，“幸亏我妹妹是学美术的，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她怕颜料气味熏到别人，大夏天的在家关上门窗，屋里弄得跟开染坊似的，玻璃不抓色，每个都要涂上好多遍。”

仅仅上色还不够，要想让葡萄以假乱真，还得涂蜡和上霜，“以前上霜用的是香灰，可现在的香也跟当年不一样了，试了好多庙里的灰都不行，最后也是靠自己改良配方。”常弘简单算了下，一串葡萄的诞生起码要经过十几道工序，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最后的‘攒活’也是关键，要把零散的葡萄珠、叶子、梗子、须子攒在一起，完成整体造型才算大功告成。”

尴尬：

租房走不了账，没有发票不能报销

自从“葡萄常”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便有不少朋友劝常弘辞了工作，专心开拓市场，但她并未想过将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产业化，也不想让‘葡萄常’变成商品，“一旦我需要靠这个糊口，就很容易走味儿，做不到像现在这样只专注于手艺本身。”

十多年来，常弘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制作，在她平时干活的地方，沙发早已被坐出一个深坑。“每次早上吃完饭开工以后，中午和晚上都顾不上吃饭，一直到半夜十二点才去沏杯茶。干这一行，就要静下心，坐得住。”

尽管“葡萄常”早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常弘依然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今年原本批了专项保护基金，可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拿到手，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掏腰包。”为了不受外界打扰，常弘在怀柔租了一个农家院作为工作室，“家里地方太小，城里租房又贵，只能跑到几十公里外。但那边租农民房没有正式合同，走不了账，一年一万元的租金必须自己负担。”此外，吹珠也是笔不小的开支，“一个一块钱，一串葡萄通常需要96到100个，每次订货都要上万。因为是个人对个人，没有发票，同样不能报销。”

常弘心里明白，要想让“葡萄常”传承下去，不能单靠姐妹两人的力量。这些年间，她也曾考虑过对外招徒，可结果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手艺这种东西，没有美术功底还真不行，院校教的又太死板。要想掌握诀窍，只能口传心授，一直跟着干，不是几节课就能简单说明白的。更何况，那些找上门来想学的，多半想指着这个赚钱，根本不现实。”

几经权衡，常弘决定把希望寄托在四岁的小孙女身上，“她打小就跟着我，我每次出去做活儿都带上她，就像我当年跟着老姑奶奶一样。”谈起孙女，常弘的脸上满是笑意，“别看她才上幼儿园，可在这方面有悟性，也感兴趣，耳濡目染下已经算是入了门，没准儿将来真能接班。”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