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专业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在全国文博系统仅有约2000人

大到绵延几万公里的长城，小到一块秦砖汉瓦，文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我们民族文化“活的印记”，因此，对待文物的态度理应慎之又慎。如何完好无损地将其传递给下一代，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文物修复领域的权威专家。

能不使用新材料就不使用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介绍，修复长城时一般要依照长城本体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进行，这是为了将真实、完整的历史信息传递给后人。不过现实情况中新材料在长城修缮中不能一概排斥，但一定是在极特殊的条件下才能使用。比如，作为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许多处长城都建筑在地质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段。尤其是一些沙质或古河道地段，这让地基的固定成了难题。在最初修建长城时，古人采用硬柏木打桩，再在木桩上垒砌砖石的方式建筑。但木桩长期掩埋在土下，必然会发生腐朽。那么，现代人对长城进行维护的时候，考虑修缮过后的稳定性和长久性，在不影响长城风貌的情况下，改用钢筋、水泥代替柏木进行打桩是可以的。当然，如果不是这类需要特殊处理的情况，应能不使用新材料就不使用。

有些长城段因为存在较严重的安全隐患，首要的任务是抢险加固，这就要求把保障文物本体的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要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本体存量，原有的长城部分决不能因修缮而有所减少。此外还要注意最大限度地保留长城的历史风貌，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古朴、沧桑的历史感，不能因风貌地改变而割裂了人们通过长城与历史“对话”的感受。最后，还应注意施工的保质保量，不能明朝的砖还没“粉”呢，修缮后的新砖先“粉”了。”

董耀会坦言，目前长城保护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它的体量实在太大了。总长度21196.18千米的历代长城、43721处长城遗产，赫然“陈列”在中国的400多个县内。而目前，长城保护并没有“专人”，靠的是各地的文物工作者管理、“照顾”。在机构、人员、经费上，都不足以支撑长城保护的需求。

多年前，董耀会曾在考察河北某县长城时看到了印象极深的一幕：该县境内共有100多公里的长城，全由仅有的3个“文物干部”负责。由于经费紧张，办公电话的电话线都给掐了。而该县有1000米的长城段落已经变成了沟壑。按理说，长城是石头垒砌的，即使倒塌，这么大体量的石材是不可能完全被风化的。进一步调查才发现，原来当地修公路，以15元一拖拉机的价格收购石材。周边的农民把这段1000米长的明长城“挖地三尺”拆了3个月，明长城的石墙最后连地基都不剩了。董耀会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没人看护”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就不仅仅会发生在这一个地方，也不仅仅发生这一次。

复建是为接续“怀古之忧思”

长城“抢险”过程中引发的争议，暴露出的仅仅是古建修复中的“冰山一角”。那么，在遗址、古建的复原和维护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古建修复首先要遵循安全性的原则。“古建筑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构件必有不同程度的风化或走闪， 保证安全是古建修缮的主要目的之一。”此外，还要遵循风格一致的要求。古建的修复应在材料、形制、工艺上尽量与文物本体一致，保持古建原有的风格和历史风貌，“比如秦汉的长城就不能以砖做建筑材料，因为砖是明代以后才出现的。”

“中国的古建筑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和历史内涵，因此在修缮理念上与西方有很大出入。”欧洲建筑多为石构，因此一般采取保存原貌、不进行修缮的处理方式，“通过残垣断壁看远古的苍凉。”而中国的建筑多是土木结构，出土的遗址则通常仅剩基址，让观众没法产生联想，很不利于其文化内涵的传播和发挥作用。
因此，东方的遗址通常会根据文献记载或绘画资料为出土的基址复原一个地上建筑，比较典型的有洛阳定鼎门遗址。“遗址出土时，地面部分几乎全部缺失了，仅余地下基址和少部分墙体。但基址内柱础还在，因此可以根据当时的壁画对整个城门进行复原。目前，这个遗址博物馆整体建筑就是按照唐代的样式和遗址发掘的比例重构的。进入‘城楼’观看遗址，更便于大家对古建筑形貌和文化内涵进一步理解’，还能保护遗址抵御风吹雨淋。”

刘庆柱认为，在古建筑的维护过程中，有一点“题外之意”必须重视：文物古建的本体与周围的环境风貌也需要保持一致。“整体风貌不协调，古建很难让人们产生怀古之幽思。”刘庆柱举例，比如西安大雁塔古时候是玄奘法师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如今则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而紧邻其北侧，建设了一个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时常西洋音乐齐鸣、人声鼎沸。“我认为这就与古建筑的历史内涵不太协调，大雁塔是佛教圣地，应该保持清幽、肃穆的环境。”

能不修复就不要修复

民间收藏者将保存完好的铜鼎拿砂纸打磨除锈，“打磨过后，看上去亮晶晶的，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文物的历史价值。”挺好的老窑瓷碗，因觉得表面的斑痕、包浆看上去不干净，就用醋或“84”泡，“泡过之后跟新的一样，东西也就丧失了历史的印记。”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副会长贾文忠介绍，他在多年考察、寻访各地民间文物时，看到了不少“好心办坏事”的例子。最令贾文忠印象深刻的是他曾经在民间收藏者手中看到过一幅珍贵的明代名家画作，由于年代久远、画面破损，收藏者买来宽幅的透明胶带，将画卷整体贴满以起到固定的作用。“由于太缺乏修复的常识，收藏者还以为是在保护自己的‘宝贝’。实际上，胶带再也揭不下来，古画也毁了。”为此，贾文忠建议，民间收藏者如想修缮自藏的老玩意，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操作，“在没有文物保护知识的前提下就开始‘修复’，那就是在毁文物。”

贾文忠介绍，“文物修复的最高标准是修复中手法、技术、材料都与文物原物一致。”网红“修壁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现代颜料而遭到网友的质疑。贾文忠表示，“从修复的角度，一定要使用试验过的，在实践中长期使用的材料，这样才有可靠性。”而“修壁画的女孩”另一个令文物爱好者质疑的点是“在千年古迹上重新勾线，大面积涂抹”，贾文忠指出，在不影响文物保存的前提下，应坚持“能不恢复就不恢复”，“尤其是尽量不要动人物面部”。

此外，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有许多规范和要求是必须要遵守的。首先是可识别性的要求，“文物本身携带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因此现在的修复不讲究过去的‘天衣无缝’，这是文物保护认知的发展。现在的修复要求真实性，不能干扰原有的文物信息，让人能看出哪儿是原件、哪儿是修补的地方。”其次是可逆性的要求，“文物修复不是‘一锤子买卖’，要补得上去，也拆得下来。”第三，是最小介入的要求。最后，在重要文物的修复过程中，经验相对较少的“新手”一定要在专家、老师傅的带领下开展。

贾文忠还透露，目前专业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在全国文博系统仅有约2000人，文保工作者也只有2万人左右，而这些专业文保力量又主要集中分布在大城市和大博物馆。比如，北京的专业文保人员约占全国的1/5；而星罗棋布在各个小城镇的文管单位，则存在人才缺乏的困境。“较低级别的文管单位多存在人员‘一专多能’的情况，文保人员既发掘又保管，还负责修复和展览，因此修复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也就不足为怪了。”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孙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