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齐

《“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

“边缘人”的概念，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指的是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把语境倒推到四五十年前，那些因为种种政治运动被清扫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一不被戴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转变了身份的他们，就从一个个体的“人”，被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人”。

从爱“搞关系”占小便宜的业务员，到和学生恋爱备受争议的青年教师，从主动交悔过书却被认定“反动”的老好人，到有“海外关系”被疑是特务的旧技术人员……种种可悲可叹又令人唏嘘的“边缘人”形状，杨奎松在书中多有记叙，无须赘述。只是有一点非常值得玩味，翻看这份“边缘人”档案，会发现作者高度复原了当时的政治语言：“群众已很显明地看出他的本质”“他是地主出身，他不是真的同情农民”“工作一贯消极，与领导对立”……这些，有的是“边缘人”档案里的“判决词”，有的是“边缘人”或朋友的口述，有的就是杨奎松自己的记叙语言。还原如此浓重的政治语言，绝不只是杨奎松的行文习惯，也不仅仅是为了复现而复现，而是意味着，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语言本身，已经会成为一个人能否被给予“人民”身份的决定性因素。

书中记录的第七个案例，主角车绍文就是因“对新政权的政治语言一窍不通”而屡遭批评，用杨奎松的话说是“政治意识很差”。车绍文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想学新名词”。经过四个月的干校学习，他才慢慢学会了这些话语方式。不过，“读干校，并不是只被灌输四个月的政治历史观念，学会写自传、检查、心得之类，就能够被介绍到政府机构去领薪水了”，车绍文的“就业梦”依旧没有达成。

显然，话语从来不只是工具，尤其是在“政治意识”浓厚的当年，习惯用语的统一更是获得群体身份认同的前提。想要成为人群中的一分子，最先要学会习语，进入他们的话语体系。想想今天网络上，不少拿出当年“革命用语”的段子只是为了单纯的恶搞，相比之下，读杨奎松书中的记述，着实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无论是记录遭遇，还是政治语言，杨奎松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他所持的立场也是人道而平等的，有一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写的人”的意味。他在序言中就有表述：“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这种学问不要也罢。”从“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为人求平等的理念一直流行，作者记录不少“边缘人”所采取的立场也是基于“弘扬人性”与“人生而平等”。以当代的视角回看，这样的反思维度并不新奇，但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用详实的史料让读者看到一个时代的风云变迁，看到一个个普通人从“人民群众”中被排挤出来，在边缘苦苦挣扎的历史印记。

都说史家要有关怀，本书亦然。但全书语言并不恣肆放纵，没有感情的大肆渲染和抒情——这也与那些弘扬“大写的人”的八十年代文字区别开来。杨奎松是个历史学家，他不会在文章中大声呼喊“人啊人”，他的方法朴素得很，就是用事实代感情。全书满是事件的描述、时间的串联，在处理在当代的略显敏感的同性恋话题是也是如此。在记录一位曾有同性恋倾向的、被划为“坏分子”的“边缘人”时，作者通篇没有做价值论断，只是记录着主人公李乐生想回到工厂却难以成行的事实。但结尾处一句“算一算，1977年4月被判刑时李乐生已是五十二岁了，七年刑期后已届六十岁。已被公开宣布开除了厂籍的他，显然是再也回不了ⅩⅩ厂了”，令人万分唏嘘。

极为偶尔的，杨奎松作为叙述者的口吻也会在文中溢出。有一处他即直言：“像他这样的人，身体再差、生活再困难、表现得再老实，通常也逃不脱挨整和重新被清洗的命运。”这样“再……再……再”的情感“宣泄”，对杨奎松来说算是相当激烈。历史写作的情感尽在其中。所谓知识分子的关怀，大抵如此。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