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刘秋菊每天和珍贵的古籍珍善本打交道

一双手化腐朽为神奇

古书多磨难，虫蛀鼠咬、糟朽水湿、断线破皮……每本古籍的修复，都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周期。这两天，刘秋菊正在为人修复的是《困学纪闻》中的一卷。整套书已经泛黄脆化，还有各种破损“缺肉”，如果手上稍一用力，已经没有了纸性的书必然会残破得更加严重。

用毛笔蘸着糨子在修补大大小小残破的同时，刘秋菊还要为整套书重新做衬纸。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如履薄冰，经过她修复的页面，已经完好复原，虽有修补的痕迹，但书的寿命至少“可以再延续百年”。

算起来，刘秋菊在古籍修复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34年。19岁高中毕业后，她就“接父亲的班”来到中国书店工作。刘家祖上四代都是经营书店生意的。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松筠阁”，就是她家曾经的产业。松筠阁过去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曾祖父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由祖父刘殿文经营。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后，新期刊风起云涌，祖父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刘殿文也被人们誉为“杂志大王”。

新中国成立后，松筠阁同其他一百余家私人书肆一道并入了中国书店，除了卖书，古籍修复技艺通过老师傅们的口传心授，也得以保留和传承下来。刘秋菊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古籍修复。虽然修复的技艺是她来中国书店之后才开始学的，但是家传渊源，令她悟性高、上手快。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这是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里要求古籍修复师所具备的本领。刘秋菊说，除了传统的技艺，古籍修复，更最考验的是一个人的心性。她一天最多只能修复十页书，一本古籍至少数十页，修复的过程十分枯燥，磨练不出耐性，就很难踏实把活干好。

赋予古籍新的生命

古籍修复师对于古书的意义，不止在于修复。可以说，每一次相遇，进行的都是一次穿越时代的对话。

中国书店历来有古旧书收购业务。2010年，在日本古书大札会的预展上，来自中国书店的收购行家们发现了元刻本《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这套书共42卷，是元代方明甫在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基础上的校正本，历代公私书目中都无著录，是罕见的孤本。最终经过多方努力购回珍藏。

刘秋菊还记得，当时购回的《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是装在一个白松木木箱里，木箱上刻着书名，而且还有天皇御医藏品的标志“崇兰馆”。这套虽然书品相上乘，但是书内有虫蛀，局部也出现了残损，于是，她和另一位高级修复师汪学军挑起修复该书的大梁。

图书修复过程中，首先进行的就是除尘杀菌。小心清理后，刘秋菊用旧存的明清老纸，补洞溜口，最后，再经订皮上线，前后历经半年、几十道工序后，42卷书成功修复，且达到了修旧如旧的最高境界。

比起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这些国家级的古书典藏修复机构，来中国书店修复古书的，还有很多普通藏家。在这里，那些遭受意外损伤的古籍，有机会得以重生。4年前的那场“7·21”特大暴雨中，一位藏家珍藏的古籍就在这场暴雨中不幸被水淹没。这些古籍都是明清时期珍贵的善本。当积水抽去后，被水浸透的古籍犹如一块块“书砖”一样，无法揭开书页，并因炎热的天气而迅速发生了霉变。巨大损失怎样才能降到最低？正值无奈之际，这位藏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中国书店。不负重托，在刘秋菊和另一位古籍修复传承人汪学军“妙手回春”，每一本古籍都得到了及时、认真的修复，重现了往日光华。

修书要有一份匠心

毕竟服务的是窄众，多数人对古籍修复这个行当并不了解，一想到在修复师手中，每天穿过的时光都有上百年，就越发加重了这门技艺神秘的色彩。

不过，我们眼中的神秘，却是她们手中的日常。更多时候，古籍修复师潜心工作时，她们不仅融入着自己的情感，也渗透着自己的审美，她们用自己的修养与眼光去看待古籍，重新焕发着它们的光彩。

刘秋菊说，因为古籍修复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和精力，可实际上，这门技艺却并不挣钱，现代人做什么事都喜欢快，一些并不专业的古籍修复师，在修书的过程中，往往连纸的纹理也不看，不分横纹竖纹，就往书上补，这样的修书过程，虽然出活儿快，可却失了那份匠心。

每一行都有规矩。都应该对这个行业存有敬畏之心。至今，在刘秋菊的工作室，依然保留着夏天不吹电扇的习惯。刘秋菊解释说，很多古籍，纸张薄如蝉翼，电扇的风会将纸张吹起，影响修书，还会对古籍造成损伤，过去没有空调的时候，即便有电扇，也只能吹腿，不能往上吹。

因为接触到的都是大量珍贵的古籍善本，在中国书店，每天上班，员工们都将自己的背包放置到公共休息室内，然后再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刘秋菊说，这是她们这一行里的避嫌，即便像她在书店工作了一辈子、接触了不知多少古籍善本的人，每天下班等公交车的时候，也不会背着包在书店的门市里转。

刘秋菊说，物件是死的，人的情感是活的。只有通过人的制作、欣赏和传承，才让这些古籍有了灵魂和生命。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刘琳 张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