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熟悉出版内情的人，我认为果麦的回应是在混淆视听。《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电子版作家先斩后奏了，支付再多也是未经授权。伪造签名一事，轻飘飘地说是因为作者的签名不清楚，“搜索了清晰版签名”，太过轻率了吧？

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保底印数9万册是指一套9万册还是按上下册各印4万五千册？稍微有一点出版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管分几册出版，都是一本书。《李自成》五卷十余本、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的《你在高原》三十九卷分十本出版，如果签合同保底印刷一万册，难道每本只印一千册？以合计达到印刷数量的方式狡辩，太逗了。果麦自己推出的易中天36册的《中华史》，难道结版税是除以36吗？

有人可能会说，一个书号算一本书，上下册用了两个书号算两本。但在签合同时，一个完整的作品只签一份合同，不管出版过程中用了几个书号，在结算版税时都按一份合同办事。例如《王蒙文集》共45卷，为便于销售用了45个书号单册出版，但出版社只与王蒙签了一份合同，结算版税时当然也不会除以45。还有其他众多作家的文集，不管用几个书号，从合同角度来说都应该只算一本书。

宣传营销突破底线惹人厌恶

张宏杰所批评的果麦公司最近没少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其老板路金波最擅长采用有争议的营销方式，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他创造过无数的概念，比如“流水线写作”、“天价版税”、“亿元女生”、“译写”外文作品以及收取批发商“加盟费”。在一篇专访中，路金波自称出版界的“捣乱分子”。2015年底其出品的冯唐译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刻意渲染一些出格的、带有情色的翻译，引起争议，最后导致浙江文艺出版社将书召回。据说很快又要上架修改版，相信已经赚足了眼球。

对出版业来说，宣传营销是必要的，但一旦突破底线就惹人厌恶了。

谈起翻译问题，2013年果麦公司推出译者李继宏的一系列译作——《小王子》、《老人与海》、《动物农场》，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小王子》腰封上写道：“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纠正现存56个版本的200多处错误”。《老人与海》腰封上写道：“迄今为止最权威、最经典、纠正现存其他50个《老人与海》版本的1000多处错误”——其夸张程度令人咂舌。果麦推的这个所谓翻译家，把前辈的翻译全都否定了，实际上本身错误频出，简直离谱得要命。豆瓣上发起过给其打一星活动，可见读者也是有明辨是非的眼光的。

出了一批“捣乱分子”

此事可以说是出版业多年积弊的一次爆发，那就是出版界出现了一批类似的“捣乱分子”。出版行业是一个文化行业，有基本的行业规则，比如抓稿件质量、印刷质量、不做虚假宣传、支付合理的稿酬、不拖欠稿酬，但是现在一些出版公司一切向钱看，抄袭、侵权、炒作、买榜等等大行其道。而且，连最基本的校对流程都不遵守，很多书稿都是编辑看一两遍就印，结果成书后错误一大堆。

对出版业而言，文化公司的出现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出版的活跃，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社的僵化体制，一些优秀的公司脱颖而出，出了很多好书，得到读者认可，如理想国、上海九久读书人、汉唐文化等等。另一方面，很多没有太多文化理想的公司成为出版业的搅局者，侵权、盗版、抄袭、剽窃、虚假宣传等大行其道，还利用高价版税的噱头诱惑作家授权。例如抄袭马爱农译本《绿山墙的安妮》，以“马爱侬”名义出版涉及5种语言的17本译作，背后都是文化公司在作祟。

当然，各种搅局现象的出现，都有烂出版社的合谋。在现实中，很多出版社基本失去生存能力，全靠卖书号生存，对稿件内容和营销发行放任不管，全都依赖文化公司。可以设想，书号一旦放开，不再是垄断资源，这些出版社肯定会纷纷倒闭。

高印数、高价版税只是一些文化公司争夺作家资源的手段，一旦涉及支付稿酬便问题多多，或者是合同充满陷阱，或者是找各种理由抵赖，这时作家才发现自己吃了哑巴亏。类似与文化公司、出版社发生矛盾的事太多了。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