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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夫妇多为双职工，以及延迟退休越说越真的大背景下，“谁来带二孩”，远比“如何养二孩”更棘手。

于是，“70后”、“80后”的回忆被唤起，那些开在胡同里、大院中的托儿所，何以荡然无存？旧年代的托幼机制，能否在新时代找到机遇？

曾记否  “托儿所是邻居小朋友共同的记忆”

上午7点50分，寒风中的冯可目送着3岁半的儿子，一步一颠地蹦进了幼儿园的校门，随后裹了裹略显臃肿的羽绒服，一转身跨上电动摩托车——他得在40分钟内，赶到远在十公里外的单位。

这样的生活，冯可至少还得过两年：“老婆说要再生一个，我立马说不行，想都别想，到时候一个在家，一个上幼儿园，我管哪个？”

当年三年多的奶爸，冯可有些怀念自己的童年。那时的北京城没有这么大，父母上班下班不当“候鸟族”；冯可自己，从两岁就寄放在胡同里的托儿所，直到幼儿园、学前班，算得上无缝连接：“我爸妈反而没有我现在的困扰。”

对于托儿所，冯可还有着模糊的记忆，托儿所的开办人是胡同里的陈奶奶，一个退休在家的和蔼老人。托儿所就开在陈奶奶的家中，班里有五六个小朋友，全都是两三岁，还未到幼儿园入学年龄的幼儿。

那时的托儿所，没有如今许多的教学理念，只有“排排坐吃果果”的简单看护，从冯可的家到托儿所，大约三分钟的距离。每天冯可父母上班前，就把他抱到托儿所，下班再接回来。时至今日，冯可也不知道托儿所有没有正式的资质，陈奶奶也驾鹤西去：“这家托儿所是邻居小朋友共同的记忆，一直开到了九几年。”

冯可的回忆，与许多“70后”、“80后”有相通之处，彼时的京城，拥有为数不少的托儿所，它们或由企事业单位主管，代为托管下属员工子女；或为社区居民自办，帮助邻居托管幼儿园入学前婴幼儿。

“现在大家都会说，孩子养到上幼儿园就好办了。前三年除了让爸妈带，没有任何办法。”孩子两岁时，冯可曾寻找过类似的托儿所，却发现无论是身边的社区，甚或是整个京城，“托儿所”都成了过去式，“现在都说二胎，可是没人能在家看孩子，怎么生？”

生存难 “托幼所也就是解决孩子的生理问题”

然而在幼儿教育专家范佩芬眼中，曾经的托幼机构逐渐消亡，乃是必然的结果。

“0到3岁的孩子需要大量的护理和照顾，在集体生活中很容易受到伤害，还是家庭抚育更适合孩子。”在范佩芬看来，二三十年前的父母，将孩子送到托幼所、托儿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之前的各种因素都已产生变化，托幼机构也就逐渐不被人需要了。

“托幼所也就是解决孩子的生理问题，尽量不磕碰着，孩子的心理需求更是无法得到满足。” 范佩芬表示，托幼机构消亡有多个原因，首当其中的便是如今的父母逐渐接受了新的教育理念，认同公共机构并不能帮助孩子的心理成长，并给孩子足够的心灵抚慰。

与此同时，随着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孩子的祖父母一辈和父母，都越来越不舍得把孩子送出去，这也导致托儿、托幼机构难以获得足够的生源。

“要想做好托幼所，需要大量的人手，而现在人力成本太贵了。如果国家不投入，要想办一个好的托幼所，收费肯定得非常高。但收费高了，很多家长肯定觉得还不如自己带呢。我就听过很多人说，出去上班挣的工资还不够给保姆的。”范佩芬表示，现代社会灵活的就业，也让许多女性有机会在有了孩子之后，暂时从职场中退出回归家庭，等到孩子大了再重新找工作：“不像我们年轻那时候是分配工作，没有回归家庭重新还能再找工作的机会。”

60岁的王丽（化名），就在尝试开办社区托儿所的尝试中铩羽而归，在她看来，政策、市场乃至父母的心态，没有一条能够支撑托儿所重现江湖。

“我去社区问，人家都说没有这个政策，开幼儿园要求的资质可严了。”王丽心中的托儿所，只是代小区父母照看2-3岁的幼儿，来北京照顾自己孙子的她，结识了社区中许多年轻夫妇，“他们都有看孩子的需求，大都是老人在做牺牲。尤其是老家在外地的，好多老头老婆两地分居，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北京给孩子看孩子。”

然而需求并不能转换成市场，王丽曾向邻居夫妇暗示，可以帮着带带孩子，却被对方以“怕孩子太闹累着您”为由婉拒：“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放心，怕我看不好。”

即便是专业早教机构，对于“幼儿园前”的孩子，也大都持谨慎态度。石景山区一家早教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推出了幼儿托管业务，但一直没有业务上门，只得不了了之。

需支持 “我们国家缺少对小年龄孩子的关注”

尽管不赞成发展托幼机构，范佩芬同样认为，国内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婴幼儿的社会配套建设。

“我们国家还是缺少对小年龄孩子的关注和投入。”范佩芬最近几年多次到国外的社区考察，发现国外很多托幼中心都是社区成立的，“其中有很多志愿者，有些就是社区里孩子的妈妈，孩子们都在托幼中心玩，志愿者帮忙照看。”

此前，范佩芬在区政协会议上提交过议案，但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多关注：“咱们社区里现在有医疗机构，有老年活动站，为什么就不能有婴幼儿活动站呢？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人’而不仅仅关注钱了，但为什么不能从起步就关注呢？要知道在人的成长中，三岁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国家应该重视儿童成长中的薄弱环节。”

范佩芬表示，现在的低年龄孩子，仍然缺少一个宽大的活动空间，缺少自由交往的伙伴，空间、场地、人员，都可以由社区的婴幼儿活动站来完成，由社会机构来补充：“小区的孩子在平时到婴幼儿活动站里玩，孩子们就能回归到本质生活中，有玩伴，而不是‘独’在家中。活动站办起来了，也会有专业的志愿人员来做指导，帮助父母、老人建立更好的育儿观念和方式。”

缺政策 “政府应该出资建设婴儿阶段托幼机构”

“真的很矛盾，一方面有这个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放心。”32岁的王郁，去年迎来了自己的宝宝，一岁多的宝宝，带给一家人无尽的欢乐，也有苦恼——由于公公也还在外地工作尚未退休，一家人只能让身体欠佳的婆婆外加一名育儿嫂带孩子：“现状就是，育儿嫂看着孩子，婆婆看着育儿嫂。”

在王郁眼中，“托儿所”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规范：“幼儿园也出了不少问题了，家长还是敢送孩子去，还是因为有一定的标准。可托儿所呢？我们这一代人，托儿所什么样都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了。”

实际上，托儿所并非没有标准可依，早在1996年，北京市便公布了《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2010年，卫生部还颁发了《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说明，办法“适用于招收0-6岁儿童的各级各类托儿所、幼儿园”。只不过在实践中，遵循各种规定建设的，多为适合3-6岁儿童的幼儿园。

“大家都明白，孩子越小越难带。对于托幼机构来说，3岁以下幼儿的托管风险很大；对于家长来说，也怕出问题。”家庭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表示，以往的幼儿园，多是由国营企事业单位建设。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重拾托儿所”并非不可能。

赵忠心建议，为破除父母、托幼机构的顾虑，政府应作为婴儿阶段托幼机构的牵头人，由有实力的企业、或社区组织自主建设。

“少子化已经成为全球许多国家的趋势，所以鼓励生育不只是一句口号，不是动员一下年轻夫妇就行的，需要全社会的支持。”赵忠心表示，鼓励年轻夫妇生育，首先就需要破除孩子抚养带来的压力，其中精力压力甚至重于经济压力。在此背景下，可以考虑推出多层面政策，如延长产假、陪产假，为多子女家庭减税以及建设托幼机构：“从目前看，大幅度延长产假并不现实，许多在职业上升期的妇女也不会乐意。那么建设托幼机构就很必要，我认为政府应该出资建设婴儿阶段托幼机构。”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作者：吴楠 周明杰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