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满良在教孩子们认识红绿灯

1980年，郝满良在给三教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课。

半个小时内，郝满良的目标是让这些三岁半到四岁的幼儿掌握“两个知道”——知道外出的时候紧紧拉住大人的手才安全，知道哪些事情可以找警察；以及“四个认识”——认识人民警察、认识红绿灯、认识斑马线、认识交通标识。

图画、故事、儿歌、游戏……一次课程虽短，为了令孩子们感兴趣、易理解，形式必须“花样百出”。郝满良边播放自己制作的PPT，边不断提问，这是谁？他们在做什么？……“警察！”“抓坏人！”“指挥交通”“扶老奶奶过马路”……每一个问题，孩子们都争先恐后举起小手，甚至直接跳起来抢答。

每提问数次，让孩子们尽情表达后，郝满良便会以念儿歌的方式把“知识要点”进行整理。他甚至自创了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虚拟小朋友“蓝猫”，在故事中，蓝猫一会儿拉着妈妈要闯红灯， 一会儿边过马路边玩皮球。对这个不乖的同龄人，孩子们纷纷充满“正义感”地指出其身上的错误。

而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则要属“角色扮演”了，红绿灯、交通锥桶、人行横道统统摆进活动室。几个孩子套上卡通救生圈扮作小汽车，其余则扮作行人。在“警察”指挥下，“汽车”和行人有条不紊各自通过。轮流扮了几次小汽车、过了几次马路后，基本的交通规则已在潜移默化间进入孩子们的头脑之中。

在职44年，从“大风车”讲到“夕阳红”

给这么小的孩子讲授交通安全知识，在外人看来颇有些无从下手。而离开幼儿园时孩子们甜甜的“谢谢警察爷爷”，则从侧面证明了他们对授课内容的接受与认同。事实上，面向各个年龄层次的人进行交通安全法制教育，正是郝满良一辈子的工作。

1971年9月，16岁的郝满良成为一名交通警察，经过几年站岗、巡逻后，他从1975年开始做交通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在职44年，我讲了三千多场次，这么说吧，从‘大风车’到‘夕阳红’，我全讲到了。”

2000年，郝满良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开办了“老郝说法”节目。“做了三年，一周两次，实时解答听众问题。”郝满良回忆，在那个互联网尚不普及的年代，人们常常是一个电话过来，“喂，郝警官，我在王府井南口呢，交警就在我旁边”，然后噼里啪啦把事儿一说，“您给评评理，他说得对不对？”

曾经由于讲话讲得太多，郝满良的舌头还出现过问题，下方缝了四针，现在依然不能受较为强烈的味道刺激。但他并不在意，喜滋滋“盘点”着那些讲课带来的乐趣。“有一次我在西城四根柏小学讲课，接孩子的家长说，前天我刚听完您讲课，今天您又给我孩子讲了，我爸也听过您讲课。他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车管干部，我去讲过如何管好驾驶员。我就说，那好啊，你们家三代都听我讲课，等您孙子上幼儿园，还得听我讲。”

有一年，郝满良曾在海淀教委举办的培训班讲课，PPT上放了一张1980年他在三教寺幼儿园为孩子们讲课的老照片。后来有位老师上前，指着照片右下角的小女孩说，郝警官，这个小女孩就是我，您还能认得出我吗？“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发现了当年的自己，而且她现在也是一名负责儿童安全教育的老师了，多巧啊！”

个别幼儿园长觉得孩子听不懂，给拦下了

然而，即便为交通安全法治教育耕耘了整个职业生涯，郝满良依然清醒而略带遗憾地意识到，如今公民自觉守法的大环境仍未实现，自己奋斗的目标与使命没有完成。今年2月，60周岁的他正式退休。从那天起，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交警“变身”成了一名专注儿童交通安全教育的慈善义工。

“交通安全缺什么？道路、设施、车辆、法规，都不缺。缺车德、缺文明。”郝满良感慨，交通道德和自觉守法的意识培养极其重要，然而对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往往收效甚微。“你教育他半天，到路上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思来想去，郝满良认为得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从娃娃抓起，从小养成良好习惯。

虽然在职时已有相当比例的讲座针对未成年人，退休后郝满良还是专门将全部心力放在儿童交通安全教育上。从退休至今近10个月内，他已为多所学校、幼儿园、各类机构讲了49场安全教育课。每次所用的卡片、服装、充气玩具等道具他都亲自携带。

郝满良面对的孩子，主要从幼儿园小班到小学六年级，对于讲座内容他很有自信——在职时郝满良曾组织过一个项目，跟教科院的专家一块儿编写小学生综合教材。里面“交通安全”部分的内容，几乎都是他写的，又在北师大学了三个月的幼儿心理。“小孩子差一岁会差很多呢，最小的讲‘两个知道，四个认识”；高一点的讲三个故事、三首儿歌，说明三个道理；再大些有判断能力了，会加一些观察和判断。”

这些故事和儿歌，都是郝满良一字一句编写出来的。为了收到更好效果，他会在网上搜集一些图片，再请朋友们帮忙配上一些插图，有时还跑到大街上拍照片。而孩子们“听进去了”的反馈，最令他开心。“有次给小学一年级讲‘被看见才安全’，提醒孩子们平时，尤其下雨天，要穿鲜艳的衣服。我提问，谁的雨衣是深颜色的？举手的小朋友回去让爸爸妈妈给换成黄色的。后来有老师告诉我，您提醒的孩子都换成黄色雨衣了，我觉得我又保护了几个孩子。”

当然，有时候郝满良主动联系也会“遇阻”，个别幼儿园园长有顾虑，觉得孩子们听不懂，还是等他们长大了再说，就给拦下了。“其实安全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他们都聪明着呢，一般都能接受。”
准备一直讲到“干不动的那天”

从“警察叔叔”讲到“警察爷爷”，在郝满良眼中，四十多年来，无论交通环境还是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变化颇大。

“以往道路上车辆很少，能看到警察站在岗台上指挥。那会儿真是‘大马路宽又宽，警察叔叔站中间’。”郝满良回忆，80年代教小孩子远没有现在细致，彼时交通安全教育也尚未纳入正式课本教育。“一般就是带出去，指着实际的东西讲一讲，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比如讲警察会‘扶老携幼’，正好来了一位老大妈，搀着她过马路，就是‘扶老’。领着孩子的手过马路，就是‘携幼’，让他们感受一下。”

而现在都是自动变灯，车辆太多、路况复杂，孩子们已经基本不会被带出去了。内容也更多侧重于教会孩子们注意安全，学会保护自己等细节。孩子们展现出极强的接受能力和广泛的知识面，常常令郝满良惊讶。在崇文三幼给小班幼儿做活动时，一个小男孩居然准确识别出“不准掉头”的交通标识。

除了直接教育引导儿童，郝满良还“扩展”授课范围，给照顾孙辈的爷爷奶奶们讲课，“间接”保护儿童安全。“在东城、通州我都讲过。比如讲推童车的安全，去年有位30多岁的杭州家长，为了给孩子拍照，让孩子在童车里站起来。结果车子向河边滑去掉进了河里，他下去救，大人孩子都死了。我就给老人讲，人不能离开孩子的童车，买童车时，要买有锁轮装置的车，停车时要使用。如果没有这个装置，要用小石块固定住，不让车子滑动。”

“退休之后的第一选择，实现自我的第一需要，交警生涯的自然延续。”郝满良笑着总结自己四十多年的交通安全宣讲教育，而他准备一直讲到“干不动的那天”，以追求“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主笔：魏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