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军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既关乎30万人的前途，更关乎30万个家庭的命运。在此之前的十次大规模裁军中，先后共有数十个大军区和兵团级单位被撤销，近千所军队院校、医院等被裁撤、缩编或改隶，全军员额从兵力最多时的627万人减为目前的230万人，如今这230万人还要再裁13%，他们解甲归于何处呢？

在2005年之前，我国解甲的军官安置方式有两种：转业、复员。具体来讲，转业，即计划分配方式，这种方式是转业干部的工作分配完全由国家负责。复员，即军队一次性发给复员军官数额较大的复员费，国家不再负责安置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82年第八次裁军，国家由战火走向和平，由备战走向建设。此时，国家需大量生产建设人员，因而前几次大裁军中，大部分部队采取的是集体的转业和复员，只有少数采取分散的转业或复员。

关于转业和复员的差别，地产界知名人物、华远集团原董事长任志强在回忆录中点破了其中“玄机”，他写道：“　转业可以保留干部级别，由组织安排就业，而复员不再保留干部级别，也不是由组织安排就业，得自谋生路。这对于农村入伍的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选择，意味着他们或者可以留在城市、县镇工作，或者只能回农村，因此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选择了转业，当年一般来说，部队要求转业的干部都会被安排回各地方公、检、法系统工作，以恢复被“文革”打烂的公、检、法系统，建设一批新的公、检、法队伍。军队的干部在那个“敌我界限不清”的年代成了最优秀并可靠的力量。”

不过，任志强并没有选择转业，而是选择了复员，对此，他的解释是：“我的志向恰恰是要退出这套正统的体制内工作，摸索一条新路。”在退伍后的一年里，任志强上了许多补习班、学习班、夜校，有工商管理的，有计算机的，也有合同法与会计的。从而积累了从商、从企的经验，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排自己的位置。

正是由于裁军涉及到安置问题，事关每个军人的切身利益，开展这项工作是非常艰难的。1985年6月，距离国庆阅兵不到半年时间，邓小平作出了裁军百万的惊人决定，这是改革开放后裁军人数最多的一次。对于这次裁军，邓小平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当时全中国有11个大军区，裁谁不裁谁都是棘手的事。起初，昆明军区的领导人心里有底，不仅因为该军区是二野陈赓兵团的老底子，邓小平的老部下，更是因为他们提前获知了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昆明的消息。为了迎接成都来的同志，军区紧急动员临近退休的老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置；已经离职的老同志搬进干休所，以便腾出宿舍；机关新建的家属楼，暂不让因缺房望眼欲穿的本地干部搬入，全部留给成都来的同志。

然而，就在裁军方案公布前几天，成都军区大院里本已回填的工地再度开工，这让昆明军区的领导们睡不着觉了，他们随后被告知两大军区合并后定点成都，因为从战线上看，军区设在成都能兼顾昆明，但设在昆明兼顾不了成都，更顾不上西藏。接到整编命令后，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飞赴中越前线，并特地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看望了牺牲的战友。送上花圈后，他默默地低下了头，思量了很久、很久。

这则小插曲，足以说明裁军的不易。1985年的百万裁军，转业军官在地方各条战线全部得到妥善安置，用了整整3年时间。

1997年裁军50万时，我国转业军官安置工作已经走上正轨，每年有计划地安置约4万名解甲军官转业到地方，不再进行集体安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国安置制度的逐步完善，在第十次大裁军中，军官的安置方式也从转业、复员这两种发展为转业、复员、自主择业三种。关于自主择业的方式，200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首次确定自主择业的安置方式。这种方式是，担任团级职务和营级职务、军龄满20年的军队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安置地政府逐月给自主择业的干部发放退役金，但国家不包分配工作。国家对从事个体经济和创办经济实体的自主择业干部，在贷款、税收和办理营业执照等方面给予照顾。

下表为人社部公布的近几年安置的军官人数。以2014年为例，共安置了4万军官，9000人选择自主择业；31000人由国家分配，转业到各地方，在这当中，有82.9%转业军官进入党政机关和参公单位，15.2%进入事业单位，1.9%进入国有企业。

从历史数据来看，完全由国家负责工作安排，压力较大，自主择业的方式可能会获得更多政策鼓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此次30万的裁军目标将在2017年底前完成，重点是压减老旧设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至于具体的裁哪些、怎么裁，应该会涉及到多个部门，需要等相关政策的出台。

来源：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