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林海雪原》，计划拍摄上、下集。

上集《大战奶头山》，下集《智取威虎山》。经过研究，先拍下集。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摄制组常常吃不饱饭。有一场戏，傻大个在神河庙的老道卧室吃肉，八一厂特批摄制组买四斤猪骨头。饰演傻大个的里坡好久没闻到肉味了，他跟导演刘沛然建议排练的时候要真吃肉。戏排了一整天，等到下午正式开拍，四斤猪骨头已被里坡啃个精光。

有关领导对影片《林海雪原》的拍摄要求是“通俗易懂，成为一部农村片。少用一些交叉手法或其它不易看懂的蒙太奇处理······”“要存心让农民看懂，存心让农民喜欢”。剧本修改稿中，战士追击老道，“两个追击老道的战士，像飞人一样，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眼睛里都晃得模糊不清，让人惊骇悬恐”。总政治部一位副部长批注“这种镜头不要用”。

影片上映之后，还是有些观众表示看不懂。北京钢厂和宣武钢厂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的意见是“感到乱，感到情节和人物交代的不清楚······杨子荣上了威虎山之后，影片同时穿插了好些说别的事的镜头，有些乱”。电影《林海雪原》把一部分观众搅糊涂了，是因为上集的线索和人物关系在下集提出，而上集又没有拍。没拍上集的原因，导演刘沛然的解释是预料拍了也超不过下集，索性不拍了。这或许只是原因之一。

根据史料记载，电影《林海雪原》上映后，电影界、评论界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1961年5月9日和5月25日，《北京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一篇题为《我们共同的责任》的文章指出，影片上映后，“‘三爷’‘老九’一类的称呼就在孩子们中间出现了，有的孩子学小炉匠的丑象，自己打着耳光喊：‘我该死！我混蛋！’有的拿‘黑话’当笑话说。”

批评者指出，由于“演员表演，尤其反面人物的表演，过多注意外形的追逐，缺乏内在的东西，人物的全部家当都在外表上了”，因此，影片“没有深刻揭示出反动分子狡猾、阴险、残害人民的本质”，“没有使孩子们对这些匪徒恨之入骨”。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冯仲云在《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的文章中“质疑小说的真实性”，因而“对电影基本持否定态度”。文章认为小说“过分夸大了小分队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将何以告慰三五九旅在歼灭谢文东国民党残匪战斗中伤亡的指战员？我为之感到不平！”

《北京日报》的讨论和此前征集的许多批评意见，或许也是八一厂取消拍摄上集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改编为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

没有演职员表缘于“不能突出个人”

196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组。为了拍摄威虎厅，北影厂从小关搬迁到现在北影厂所在地北太平庄，建了一个特大的摄影棚。谢铁骊担任导演，但很多事情都要听江青的。“江青的意见是全方位的，镜头长度、景别、化妆、道具、调度等”。《打虎上山》一场，在江青的“把关指导”下，动用了各种摄影手段：当杨子荣唱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上场时，用大全景；唱到“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时，把镜头推成近景；唱到“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它地覆天翻”时，把镜头下降······。

杨子荣出场的那个镜头，“一颗颗参天的栋梁松高耸入云”。谢铁骊回忆：江青要求尽量靠近原始森林的景色，栋梁松粗大的树枝和树叶都是从十三陵明代皇陵上砍来的。

1970年10月1日，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在北京和上海正式发行上映。据《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史》记载，《智取威虎山》的发行“上上下下调动了一切宣传力量，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报刊、电台、电视全部出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在排片上采取大集中办法·····，全市同映一部影片，城郊几十家影院同时上映。各影院绘制了巨大的宣传画，挂起了大幅的标语口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迎风招展······”。

“《智取威虎山》成为新中国历年放映影片中使用拷贝最多的”。周恩来总理看完影片，问北影厂军代表狄福才：怎么没有演职员表？狄福才回答：江青不让搞，说不能突出个人。周总理听后小声说了两个字：“滑稽”。

来源：北京晚报/杨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