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一直有人在修复才能保存这种独门手艺,一旦断掉手艺就会消失。”

短视频中展示了古籍文献修复细节。图/受访者提供

古籍修复师廉成春的工作室坐落在京郊一栋板楼的顶层,房间朝向很好,南北通透,阳光总是正好洒在房间里那张宽大的长桌上。她每日在窗前伏案修补,修复工具被整齐码放在笔筒中,身后是一摞摞年代、材质、颜色不一的旧纸张。唯有工作台上的手机,连接起这门古老手艺与现实世界。

廉成春在网上发布古籍修复短视频已有一年多了。她会在工作之余按主题把自己的修复过程记录下来。拍摄完成后,她将视频简单剪辑到一分钟左右,再配上软件自带的音乐和简易特效发布在各平台上。

“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门技艺。当时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完全没有想到之后的传播效果。”她说。

“国家队”之外

视频的传播效果远远超出了廉成春的预期。

一段段以“虫子和书的故事”“补洞不补穿”“明代书页细节补洞”为题的短视频以最直观的方式分享着古籍修复的点滴,迄今为止收获了7.6万名粉丝。有人私信她咨询古籍修复技艺的学习途径,也有人委托她修复家里的旧藏,大家在评论区和私信里交流互动,廉成春因此结识了不少同行和朋友,也招来一些质疑。

一次,有网友在视频中发现廉成春修复古籍时没有戴手套,认为她作为民间修复师技术并不专业。面对这种不信任,她并不气恼,只是耐心回复网友,由于古籍纸张极其脆弱纤薄,如果戴手套会干扰修复时的灵活程度,修复师在工作时都会时时“净手”保证手部的清洁。

廉成春在修复时拍摄短视频。图/受访者提供

这样的误解只是小插曲,作为民间修复师,廉成春还有更大的困扰。“最大的问题就是待遇不高。国家修复古籍是为了让文化延续,不属于商业行为,而民间修复主要对接的是拍卖行和藏家,他们当然会要求尽可能低的成本。”廉成春告诉《中国慈善家》。“修书和修鞋没什么区别,都是补补洞。”一位藏家对《中国慈善家》直言不讳。

《藏书报》与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四十余家民间修复机构和二百名民间修复师。像廉成春这样开设独立工作室的是极少数。

对于古籍修复师来说,能接触到的书籍年代越早,越是对其修复能力的一种肯定。“像我这样能修到宋代古籍的民间修复师真的非常少。”廉成春说,“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两册破损严重、价值很高的元代古籍,当时就想如果有幸能够获得此书,一定要把它们修复好。”后来她竟真的如愿以偿,并且修复成果得到了业界一致好评。

民间修复师廉成春工作室内景。图/受访者提供

修复工作不但繁琐,而且有时必须一口气修复完成。廉成春往往一修就是一整天,从白天坐到黑夜,家人都睡觉了她还在案前修补。由于修复需要在强光下细看书页,她长时间面对LED灯,眼睛经常酸痛不已。书页里往往满是灰尘,翻阅时也会被呛得咳嗽连连。此外,由于需要低头握笔,颈椎病、腱鞘炎、腰背痛都找上门了。面对种种“职业病”,廉成春依然乐在其中。

当年,在山西榆次轻纺美术学院(现已并入山西理工大学)初学古籍修复技术的她很快就被这些泛着墨香的书页吸引,决心踏入修复行业。当她发现偏重理论知识的课堂学习并不能满足自己,廉成春并没有急于就业,而是在亲戚的引荐下跟随一位老师傅学习修复手法,提升技艺。

自2008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图书馆开设了一批面向民间古籍修复工作者的学习课程。廉成春在开设个人工作室后再次去国图进修,并结识了业内的顶级专家。

小众绝学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古籍修复师杜伟生已在国图工作近五十年,他见证并参与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早已退休的他还是会在空闲时到修复组转转,也会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指点迷津。

“民间修复有非常大的存在必要性。散落民间的古籍藏品不计其数,让民间配合着国家修复,效果会很好。”杜伟生立场鲜明。

在古籍修复行业工作了45年的“非遗”传承人、古籍修复师杜伟生在给社科院的学生们讲课。摄影/董洁旭

同时,他也认为短视频传播对于古籍保护很有价值。“做这方面的宣传并不是为了让很多人一拥而上去学习古籍修复专业,这种热度是浮躁的。关键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修复组是在做什么。古籍里蕴含着的是传统文化,这是作为中国人不能丢的东西。我们要用各种方式唤起公众的重视,最好从小学起就开设相关课程。”

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强调,“古籍修复技术的传承性非常强,古保办一直很关注人才的培养。”

古籍修复历史悠久,技艺传授模式为师父带徒弟,言传身受,代代相传。师徒制仍然延续至今,但形式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和灵活。

古籍装潢修复行业自古有传承,1990年出土的敦煌遗书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有标注装潢手字样。图/受访者提供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朱振彬是全国最顶尖的古籍修复师之一,他于2018年担任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传习所导师。如今,全国已经分设了几十个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培养学员百余人。

朱振彬介绍,传习所可以看为传统师徒制的“优化版”。一方面“师带徒”共同修复古籍,老师传授给学生完整的技艺和工作习惯;另一方面,班课的方式使得学生不止得到一位老师指点,弥补了传统师徒制信息单一、私人关系复杂等缺点。同时,国图与各高职大专陆续开设古籍修复培训班,培养千余人次学员。在各种努力下,我国古籍修复队伍已经由2007年时的不到百人,扩展到现在的千人左右。

朱振彬从18岁进入古籍修复行业,至今已经近40年。摄影/董洁旭

杜伟生依旧认为古籍修复必然是一门极为“小众”的职业。他强调古籍修复是一门上手容易但做好很难的手艺,“目前需要古籍修复师的数量是有限的,并不是从业人数越多越好,国图现在已经不对外招收零基础学员了。或者说古籍是不能被快速修完的,必须一直有人在修复才能保存这种独门手艺,一旦断掉手艺就会消失。”

他提出古籍修复需要特殊人才,不但要满足传统中“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的要求,还需要视野开阔、掌握专业技术,“之前做这行不需要学历,大家都是在实践中历练的。现在的年轻人眼界要更高,你看我们馆,学习化学、美术史、造纸专业的都有。”

冷与热

“自从《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大家对古籍文物的兴趣一下子就起来了。采访和宣传越来越多,我都想建议国图搞个周期性记者招待会了。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仍然很少有人坚持这份兴趣,行业也还是很难留住人。”采访中,朱振彬向《中国慈善家》坦言。

作为古籍修复“国手”张士达的关门弟子,他亲历了这个行业的冷与热,甚至也会担心当下的古籍修复事业有些“虚热”。

除了公众的好奇心、关注度,来自企业的捐赠也让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越来越高。

古籍的材质多是极易破损的纸张,损坏风险极大,据估算每翻阅一次就会折损六十余年。虽然“尽量少翻阅”一直以来都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宗旨,但是在版本鉴定、纸张辨析等涉及文献载体本身的工作中仍然存在动用原本的需要。

修复师的装裱三件套:排笔、板刷、小扫帚。摄影/董洁旭

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起数字化便成为古籍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一直以来,数字化就面临着人工录入速度慢、扫描辨识度低等难题,八十年代制作的微缩胶卷也因为技术条件限制清晰度有限。

互联网巨头陆续向古老的修复行业投来橄榄枝。2021年5月,阿里巴巴联合四川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图、浙图等单位合作开展“汉典重光”古籍保护公益项目,搜寻流落在海外的古籍藏品,并由阿里达摩院利用“人机交互”识别链路技术高效高质进行数字化。字节跳动也于6月初期捐赠一千万元,与国图、中国文保基金会合作成立“古籍保护专项基金”。

廉成春没有想到的,是她创作的内容会引起抖音官方的关注,更间接促成了“古籍保护专项基金”的成立。“创作者用视频等形式展示自己与古籍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古籍修复的使命感、古籍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古籍内容的延展空间。”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负责人罗海岳这样向《中国慈善家》介绍基金成立的初衷。

“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不过目前各种公益支援都面向馆藏古籍和体制内修复师,我们民间修复师也希望能参与到项目具体修复工作中。”欣喜之余,廉成春也表达了自己更多的期许。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