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剧照。

叙事手法与年轻观众接轨

从八位旁观者的视角出发，串起他们与李大钊的交集，从而呈现出一位立体丰满的李大钊形象，这是《革命者》不同于以往同类型国产片的一大特色，也是主创人员在反复讨论后采用的叙事手法。

“守常先生这一生波澜壮阔，短短两小时的常规叙事可能无法展现，所以要采用更现代的电影语言。同时要与现在的年轻人接轨，以往的人物传记片手法可能无法满足这样的交流。”管虎说，“守常先生一生接触到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上至首脑，下至工人，如果我们选取有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看到他们眼中不一样的李大钊，我认为这种手法是比较得体的、有力的。”

《革命者》选取的八个人物分别是：上海报童阿晨——被俄国人枪杀后李大钊为其申冤；中共地下工作者庆子，前来设法营救李大钊；对李大钊持有一定同情态度的张学良；受到李大钊感化的北京街头小偷徐三；在李大钊被杀中起到一定作用的蒋介石；李大钊的知己好友陈独秀；李大钊某种意义上的学生毛泽东；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

管虎透露，写作剧本时备选的人物一度达到了二十个，编剧组坐在一起甄别，看哪些人更有表现力。“但最后发现，所有人物带来的力量感都不如最后选定的这八个人强，篇幅有限，因此浓缩后我们留下了这八位代表。”

八个人物中，有的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有的则是依据历史的合理想象。谈及如何拿捏其中的虚实比例，管虎介绍，即便是虚构人物，也需要有历史依据，并且具有艺术真实性。“比如大钊先生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张学良恰好也在上海，所以张学良曾经见到过他，这是可能发生的事。还有白客饰演的小偷徐三，大钊先生在北京胡同里生活的那段时间，每天都会接触诸如巡警、菜贩、小偷这样的人。”

片尾彩蛋采用超现实主义

1983年，北京万安公墓大雨如注，李大钊的墓碑在深埋地下50年后终于重见天日，墓碑上“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这一列字，在雨水的冲刷下愈发清晰……这是《革命者》开头的第一场戏。管虎透露，主创在看到这段资料时非常感动，所以选择以这一情节作为全片开场。“我们一开始想采用纪录片形式，但是发现当年这块墓碑出土时没拍纪录片。后来我们想过以仿纪录片的形式呈现这场戏，但又觉得这个手法显得不够尊重，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正常拍戏，把当年这个曾经发生过的真事拍出来。”

而在片尾的彩蛋环节，影片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11岁的小李大钊悄悄爬上一列火车，在驾驶室里这里按一下，那里掰一下，结果真的启动了火车。其他小伙伴追着冒白烟的火车跑，李大钊冲他们招手，大喊：“我要坐火车去远方啦！”管虎透露，这一具有幻想色彩的桥段是主创早在构思剧本之初就已经想到的。“李大钊之所以后来能有这么多贡献，一定有原初点，他在孩子群中肯定也是领头的。我们一直想探究李大钊小时候的故事，但所有的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最后我们采用了这样一个超常规的创意，一下能点睛。”

在剪辑上，《革命者》以李大钊生命最后38小时的倒计时为轴线，通过大量插叙、闪前、闪回等方式，像拼图一样从八个人物的视角呈现出李大钊的形象。管虎坦言，影片能有现在的成色，剪辑指导杨红雨功不可没。

当问及这些叙事手法是否会对观众观影形成挑战，管虎直言，现在的观众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观影经验，“我觉得要相信观众对好电影和电影语言的渴求。”他也说，观众可能看不懂的担心确实有，“我们可以尝试，一次、两次、三次，在跟观众的交流中，大家的水平都在提高，所以即便有一点担心，也值得试验。电影的另一个功能叫提醒，你看完电影感兴趣了，去搜资料查历史。你了解了，就可以谈论，就能留下来了。”

造型让李易峰获得自信

邀请张颂文饰演李大钊，也是管虎一直坚持的提议。“我们俩合作过很多次，他的能力我深信不疑。相比外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内心的贴合。只要是内心能感受到、追赶上守常先生的1%，这就成了。我觉得张颂文有这个能力。”管虎说。

李大钊生前曾多次发表演讲，如何用电影语言呈现这些场景，对《革命者》主创来说也是一大挑战。管虎说：“我们先让张颂文用大钊先生的原话说，然后降调，再让他改成自己的语言，争取听上去是舒服的。这是介于常规对话和演讲之间的一种分寸，还挺有效的。”

至于让李易峰来饰演青年毛泽东，管虎笑言，“我跟易峰之前就特别熟，我老观察他走路的样子和形态。”他透露，李易峰老觉得自己不行，没勇气演，主创只能不停给他做工作，鼓励他慢慢尝试。“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造型。造型一做上，他自己都信了。”

（原标题：创新艺术手法拍摄电影《革命者》，与年轻观众接轨 管虎：让观众感受信仰的力量）

来源：北京日报 | 记者 袁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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