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30日，加拿大“下库特内班德”原住民部落证实，他们通过探地雷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克兰布鲁克市的圣尤金教会寄宿学校旧址上，发现182具埋葬在无标记墓葬中的人类遗骸。这是继5月和6月以来加拿大原住民分别在两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上发现215具遗骸和751座无名坟墓后的第三起发现。

圣尤金教会学校旧址 图源：美联社

加拿大环球新闻网援引部落人士的话称，一些遗骸埋葬在只有三四英尺（约为0.9-1.2米）深的浅葬坑中，估计这些死者来自邻近的原住民社区。相关资料显示，这里最早在1890年开办学校，随后一度停办，在1910年到1970年间作为寄宿学校，自始至终都由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资助，并交给不同的天主教会管理，累计接收过数千名原住民儿童。2000年，这里作为“圣尤金度假村”重新对外开放。

报道称，当时加拿大法律规定，该地区所有7-15岁的原住民都必须送进这所寄宿学校。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历史和对话中心称，该学校管理一贯混乱，条件恶劣，卫生状况令人发指，经常暴发腮腺炎、麻疹、水痘、肺结核等流行病。“下库特内班德”约有100名儿童曾就读于此，部落内的家长长期以来控诉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残酷、有时甚至危及生命的虐待”。

对此，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贝勒加德表示，最新发现进一步证实长期以来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证词，即在寄宿学校里存在着故意不标记死者身份的原住民儿童乱葬坑，幸存者们此前反复说起，但无人理睬。他呼吁对全国139个寄宿学校遗址展开全面“适当调查”。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在推特上转发该新闻并评论道：“第三所学校？已经找到1000多具儿童的尸体，很多评估认为可能会有超过10000具。很明显，加拿大发生的一切并非个案，而是对原住民儿童的系统性灭绝。”

番外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黑暗面

近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了751座无名坟冢，埋葬的是曾在这里寄宿的原住民儿童。就在不久前，该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也发现了215具儿童遗骸。正如加拿大原住民部族首领所言，接连发现的儿童遗骸、坟墓充分说明原住民口口相传的加拿大种族灭绝黑历史绝非夸大其词。

发现215具儿童遗骸的坎卢普斯寄宿学校

臭名昭著的前世今生

欧洲殖民者对生活在加拿大的原住民的迫害，在其尚未站稳脚跟时就已经开始了。1535年，法国探险家卡蒂埃对圣劳伦斯河口一带考察后就大言不惭地宣布该地区属于法国，并将11名易洛魁族印地安人抓到欧洲。

1643年，在加拿大站稳脚跟的法国殖民者开始了对原住民的屠杀行为，他们的目标首先对准当地最大的部落联盟——易洛魁人。在长达近百年的战斗中，各大原住民部族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其中在1666年，法国两度派出正规军与易洛魁部落作战，当年9月，法军在没有找到易洛魁主力部队时，竟放火将易洛魁部落的玉米田和村庄全部烧毁，致使当年冬天大批原住民因冻饿而死。

对于那些较为弱小的部族，西方殖民者干脆实施武装灭绝。例如居住在纽芬兰的贝奥萨克人就在英法殖民者的联合围攻下，人口急剧减少。日后被西方称为体现北美印第安人“残忍性格”的剥头皮行为，实际上最早是法国殖民者在纽芬兰对贝奥萨克人实施的。

而近日成为世界舆论焦点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早在17世纪初法国人建立殖民点时就出现了。最初进行这种行为的是随殖民者来到魁北克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传教团建立寄宿学校后，便以传教为名，以武力为后盾，将印地安部落的许多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送到寄宿学校，强迫他们学习法语、改信天主教，并对反抗者施以拷打。一名传教士公然声称“儿童需要脱光衣服拷打才能改信上帝。”由于得不到母亲的照料和生活环境、方式的骤然改变，导致被带到寄宿学校的原住民儿童大量死亡。还有不少因需要母亲哺乳而无法带走的幼儿，则因为修女向母亲灌输欧洲式的及早断奶理念，导致一部分过早断奶的幼儿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殖民者的行为和其后果激起了原住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传教士在各个部落人人喊打。寄宿学校也因此难以为继，最终在1690年前后全部关闭。

1763年，法国被英国彻底驱逐出北美大陆，在接下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人不得不拉拢加拿大原住民，甚至还与其结盟对抗美军。然而当美国在第二次英美战争中战败后，加拿大原住民的灾难再次降临了。

1820年，消失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在加拿大死灰复燃，在背后推动的主力是英国的各个基督教派。它们“招收学生”的方式与当年法国人毫无二致，包括采用强迫、诱拐等方式将原住民儿童从其父母身边带走，然后强迫这些儿童在寄宿学校中改学英语、改信基督教，并学习欧洲式的农耕生活方式，以确保割断与原生部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使其在成年后再也无法恢复传统的生活方式。最著名的是建立于1834年的莫霍克原住民寄宿学校，该校直到1970年才被关闭，运行时间长达136年。

在寄宿学校数量不足时，被夺走的儿童就直接交给殖民者家庭抚养。米克马克族的遭遇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英国圣公会一方面对米克马克族进行传教，另一方面对米克马克族的儿童进行有组织的拐骗，将这些儿童交给欧洲殖民者家庭抚养，甚至拨出专款，规定只要是愿意收养米克马克儿童的教徒都能从这笔款项中拿到补助。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米克马克人的下一代在与殖民者的通婚和生活中，从血统和文化两方面缓慢地被殖民者同化。

在殖民者的胁迫下，不少原住民部落陷入困境。例如因殖民者入侵和居住环境遭破坏，贝奥萨克族的渔猎生活难以为继。1829年，该族最后一名少女因感染结核病死亡，整个部落就此灭绝，成为该时期原住民灭绝潮的缩影。

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

1867年7月1日，随着《英属北美法案》的生效，加拿大正式成为独立国家。然而，对于其境内的原住民来说，这一消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转机。新独立的加拿大于1876年颁布《印第安法》，把原本殖民者和教会分散进行的对原住民的迫害，上升成国家行为。

该法案可谓是各种对原住民进行同化和限制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最主要的几项条款规定：原住民必须在加拿大政府进行登记，并给自己取一个欧洲语言的名字作为正式姓名；原住民必须住在政府划定的保留地里，非经许可不得离开，保留地的所有权则属于政府；所有7-14岁的原住民儿童必须到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上学。此外还规定原住民没有选举权，不得成立政治组织，并禁止进行传统活动等。

总而言之，这一法案的本质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原住民进行系统性限制、同化，使其永远无法再恢复以往的活力，并促使原住民最终消亡。根据这一法案，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先后有139所寄宿学校被建立起来，“招生”过程就是加拿大政府派警察到原住民社区，将儿童从父母身边夺走并送入学校。

虽然法律规定上学的年龄是7-14岁，但是实际上许多儿童被带走时根本不满7岁，有的甚至只有3-5岁。这些寄宿学校生活条件恶劣，缺少食品和药品，鞭打、性侵和体罚更是家常便饭。而进入寄宿学校的儿童被切断了与亲人的一切联系，生死由天。儿童们特别是低龄儿童根本无法适应寄宿学校的环境，饥饿让他们身体虚弱，缺少必要的抵抗力，因此传染病和各种营养性疾病在寄宿学校中大肆流行。英国《卫报》称，在1918年的大流感期间，一所寄宿学校的校长承认：“我们没有隔离病房，也没有任何的医院设备。死者、垂死者、病人和康复者都在一起。”这所学校最终有多少儿童死于大流感，从未有过记录。

根据记录，有15万原住民儿童先后被送进寄宿学校。如今这些学校的幸存者不约而同地表示，除了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外，学校禁止他们说母语，禁止穿本民族的服饰和进行传统文化活动。除体罚外，他们在精神上也受到长期虐待，遭受学校教职工的贬斥和侮辱。这些学生在成年后大部分都出现心理问题，陷入暴力、酗酒和绝望之中。

据估计，约5万名儿童死在寄宿学校中，而他们的亲人有时甚至无法得到他们是死是活的消息。一名叫乔什尼的男童在5岁时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次年便死于小儿风湿热。直到40年后，他的母亲才得到儿子的死讯。这已算是幸运了。更多的儿童死后被埋葬在没有墓碑的坟墓中，也没有人通知他们的家人，只能随着时间流逝被默默遗忘。

许多儿童无法忍受学校的虐待而外逃，但由于体弱年幼，且寄宿学校选址本身就故意选在偏僻之地，能逃回者寥寥无几，大部分都在荒原中冻饿而死，一些被抓回的儿童则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以示威慑。1966年，一名仅有12岁的原住民学生逃出寄宿学校，企图沿着铁路返回家乡，但却因冻饿交加，最终死在铁路线上，这起悲剧引起加拿大全国震动。

自20世纪70年代起，针对原住民的部分歧视性和限制性法案陆续被废除，寄宿学校数量开始不断减少，但直到1998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被关闭。尽管寄宿学校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对原住民的文化与历史已经造成严重破坏，再也难以复原。

20世纪80年代，由大批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及家属和原住民领袖所组建的支援团，向联邦政府和基督教会学校发起了诉讼，并公开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悲惨事件和悲惨经历。对此，加拿大政府只是偶尔做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表态来宣称对历史上原住民的遭遇表示道歉，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措施来改善原住民的境遇。

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

提及人体试验，大部分人可能会联想到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和日本731部队，然而少有人知的是，动辄把“人权”挂在嘴上的加拿大，曾大规模将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儿童当成药物和医学试验的对象。

2013年加拿大广播电台披露，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药物和治疗方法会先在原住民社区和寄宿学校中进行试验，获得通过后才用来治疗普通民众。讽刺的是，测试完成后投入使用的药物并没有给寄宿学校中的儿童使用。在此期间，约有分布在加拿大多所寄宿学校中的1300名儿童接受了相关试验。

更为丧心病狂的是所谓“营养实验”。20世纪40年代初，加拿大寄宿学校儿童普遍性的营养不良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加拿大政府在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一情况后，不仅没有采取手段改善，反而和部分研究人员一起，视此为“绝好的实验机会”。其时加拿大政府卫生部刚成立了营养部门，由医学和生物学博士莱昂纳尔·佩特领导。佩特受命编制加拿大营养指南，但苦于缺乏足够的实验数据来验证食物的营养配比。在得知这一“机会”后大喜过望，立刻着手组织在寄宿学校中进行营养干预实验。

自1947年开始，佩特在6所寄宿学校的约1000名儿童身上进行了这样的实验。常用的实验方法包括通过对一组营养不良儿童的食物进行改善，对另一组营养不良儿童不进行改善来观察他们的变化对比。这种所谓的改善并不是增加食物供应，而只是给他们喂食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药剂而已。为了让儿童的身体情况达到所谓的“实验基准”，佩特甚至要求一些学校将儿童的食物配给量减少到应有标准的一半以下，并长期保持，使得原本并没有发生营养不良的儿童也发生营养不良，以便成为合适的实验对象。

1948年，正在抽取血液样本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

佩特还在儿童身上进行面粉添加剂实验，通过对一组儿童喂食带有添加剂的面粉，来观察他们与不食用带添加剂面粉的儿童的对比，来验证面粉添加剂是否有害。结果证明带添加剂的面粉会使儿童贫血率上升。此外，一些学校还撤销了原本存在的牙科服务，因为佩特认为对儿童牙齿的治疗会“干扰实验结果”。

根据实验结果，佩特于1949年修订加拿大营养条例，并于1961年推出加拿大第一部营养指南，获得很高声誉。但作为实验对象的原住民儿童的情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实验带来的健康损害也没有赔偿。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所遭受的饥饿还导致后续影响，即在这些儿童成年后，其本人及后代发生2型糖尿病的概率增高。

（原标题：第三起！又是加拿大！）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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