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充满力量。这首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歌曲，曾经同样被周恩来总理称赞和喜爱。

1966年，周恩来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灾区时接见李劫夫（李丹丹供图）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来自周总理的谈话

1966年，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在灾区，周总理走下直升机，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者、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劫夫同志，我很佩服你啊，你写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非常好，四段词我都会唱。”周总理一边说着，一边就唱了几句。

李劫夫在邢台地震灾区为受伤群众演唱歌曲（李丹丹供图）

《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正是我国经济建设遭遇严重困难的历史阶段。“那个时候，家里就吃糠团子。”李劫夫的女儿、中央歌剧院导演李丹丹告诉记者，著名作曲家安波曾和自己家住在上下楼，有了吃食，两家人共同分享，都省给孩子们。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劫夫仍然觉得，作为艺术家，在这样的时代关头更该创作出“积极向上鼓舞人们斗志和士气的音乐作品”，激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那一代共产党人，心里真的有铁一般的信念。” 李丹丹感慨。

李劫夫女儿、中央歌剧院导演李丹丹（中央歌剧院供图）

1962年，周总理到沈阳开会。6月14日晚，总理邀请李劫夫、安波、郑风到他下榻的辽宁宾馆谈话，总理还摆出了韭菜盒子，请他们吃夜宵。那一晚，大家聊起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也聊起了艺术创作，谈话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多，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一定要相信党和国家有力量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李丹丹记得很清楚，“父亲激动得一晚没合眼，当晚就开始创作。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李劫夫积蓄多时的情感瞬间喷发，《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初稿一气呵成，歌词中，他引用了周总理谈话提到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后来，李劫夫用毛笔写了一个大歌片儿，把它送给了周总理。

关于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得名，还有一件趣事。李劫夫曾偶然间听到苏联歌曲《小路》，从歌名中得到了启发。他对夫人张洛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走大路。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的是阳关大道。”

李劫夫有一个习惯，写完作品后，他总是四处征求别人的意见。他难得和家人一起逛街，可逛着逛着，有时候人就不见了，“不知道钻到哪个商店里，给售货员唱他新写的歌。售货员起初特别紧张，听了一会儿就放松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很有意思。”李丹丹说，“父亲觉得自己写的歌，应该是能被大众接受和喜闻乐见的。”

李劫夫在街头宣传（李丹丹供图）

几乎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诞生的同时，李劫夫还创作了歌曲《一代一代往下传》。“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旋律悠扬而富有力量，歌词质朴却格外真诚，金一南对这首歌曲印象深刻，他曾在著作《苦难辉煌》一书中特意提及。李丹丹回忆，《一代一代往下传》当年在大学生中广为传唱，“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不次于《我们走在大路上》，同时更带有一种青年们特有的朝气蓬勃的感觉。”

“父亲的一生一直是大写的”

包括《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代一代往下传》在内，一生中，李劫夫留下了太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从抗战时期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天上有颗北斗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小歌剧《归队立功》、歌曲《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歌剧《星星之火》（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出处）以及《歌唱咱们的新国家》等歌曲，他的艺术创作，始终不曾远离人民群众。

李劫夫在甲板上创作（李丹丹供图）

在李丹丹眼中，“父亲的一生一直是大写的。”李劫夫原名李云龙，1913年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家庭中书香和艺术氛围十分浓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残忍暴虐到了极致。1932年，李云龙开始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我的两个伯伯也在参加义勇军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的家庭氛围就是如此，孩子们都是热血青年。”李丹丹的姑姑们都很有文化，更有骨气，姑父很早就开始接触共产党，“他把父亲介绍给了共产党的朋友，父亲因此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后来，为逃避日伪政府等反动势力的追捕，李云龙流亡到青岛，在黄台路小学教音乐和美术。在青岛时，他改名为“劫夫”。在学校里，李劫夫组织抗日活动，并在《良友》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漫画，表达抗日思想。他的行动再次引起了青岛反动派当局的注意。得到反动派的追捕消息后，李劫夫只带着一把小提琴，当天便逃离了青岛，一路艰难辗转，历时一年，才于1937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李劫夫重走长征路，在大渡河边留影

起初，李劫夫在中国工农红军延安人民剧社任教员，七七事变后，他听从组织安排，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白天，他和战友们行军数十里，晚上画宣传画、写标语，给群众们演出。群众怎么唱，他们就怎么拉琴。李劫夫会记下群众所唱的内容，遇到好听的歌，他们就配上关于抗战的新词，再唱给群众听。

作曲、画画、写词，李劫夫都非常擅长，他还会制作乐器。行军路上，他的身上挂满了各种木头和刻了半截的乐器。遇上老乡家宰鸡杀猪，他就把肠子要来，一边“当啷”在身上，一边清洗，然后拧成琴弦。“父亲的装扮好玩儿极了。”李丹丹笑言，那时候，画得一手好漫画的父亲，自己就像漫画中的人物一样。

李劫夫的木刻作品（李丹丹供图）

1958年，前身可追溯至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升为本科，更名为沈阳音乐学院，李劫夫任院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依然抽身来到基层，在车间厂房、田间地头向工农兵学习，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教大家演唱革命歌曲。著名歌唱家杨洪基曾回忆，李劫夫为人非常谦虚，对年轻后辈极为关照，“哪些地方应该怎么唱，他会一句一句地指导我们。”

《我们走在大路上》为何传唱不衰？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副馆长张平伟是70后，读小学和中学的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歌曲。张平伟做合唱工作已有近30年，许多单位组织活动时，张平伟会拟一份推荐歌单供对方参考。让他感慨的是，至今，《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备受青睐。建党百年之际，张平伟指挥通州合唱协会多达350人的合唱团又一次唱响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通州区文化馆副馆长张平伟

“从音乐上来说，《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两段体，主歌加副歌，结构非常鲜明，节奏明快，歌词也很口语化，整首歌的感觉就像歌词中所写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另外，它的旋律不仅朗朗上口，而且上下起伏，丝丝入扣，非常符合人们的欣赏心理。”教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时，张平伟发现，大家的接受速度总是特别快，“这也能证明作品本身的成功。”

“排练时，我要求大家注意情感表达。”相比专业合唱团，群众合唱的声音和技巧也许并不突出，“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工具’，要最终服务于情感。”张平伟说。而《我们走在大路上》之所以能代代传唱，也因为这首诞生在特殊历史阶段的歌曲，饱含催人奋进的情感力量。张平伟相信，许多像《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作品不仅会回响在当代，也将把先辈们的精神传递给更多后来人。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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