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不仅是一个时间点，还涉及后面各种延伸问题。由学校提供课后服务，自然能够令家长安心。而在系统之外，也有社区组织在家校衔接间进行着思考和探索。

马伶菊与白锡红护送孩子们过马路。

■穿街过巷

从校门接到“四点半课堂”

下午四时刚过，通州区东方小学低年级部门口渐渐聚拢起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62岁的白锡红和64岁的马伶菊身穿红色马甲，也来到接送区域翘首张望，看上去与其他奶奶、姥姥们别无二致。

片刻后，校门打开，自一年级起，一个个班级按顺序走出。“奶奶！”一年级一班的两名学生远远看到老人，蹦跳着扑进她们怀里。白锡红一手牵一个，将孩子们领至不远处一家养老驿站门前，马伶菊则留在原地继续等待。

一年级三班、六班，然后是二年级……马伶菊每接到一个孩子，都手牵手将其送至白锡红处集合。约莫十几分钟后，6个孩子接齐。“排成一队”“轮到谁当车头了？”在老人的叮嘱下，孩子们很快按顺序站好，一个个抓住前面同学的书包提手，连成一长串儿。

“走吧！”马伶菊站在队首，向队尾的白锡红点点头，二人护送着这支队伍缓步前进。一路上，孩子们如同叽叽喳喳的小鸟，不停汇报着当日在校见闻。两位老人则一边微笑应和，一边张望着来往车辆，提醒孩子注意脚下台阶、前方障碍物等。

事实上，被称作“奶奶”的她们，与这些孩子并没有亲缘关系，接出来后目的地也不是孩子们的家。作为四员厅社区的老年志愿者，她们排好班次，两人一组，负责从学校将有托管需求的孩子接到居委会，参加社区开办的“四点半课堂”，统一组织活动或者写作业。家长下午五点半到六点之间接走即可，不必缴纳额外费用。

进到居委会，孩子们熟门熟路去喝水、上厕所，然后纷纷在专属教室就座。今天刚好是活动日，来自通州区儿童驿站的杨老师已等候多时。她带孩子们先复习了上次活动所讲的一些法律小知识，又掏出一沓号码牌，请大家任选喜欢的数字贴在身上，拉着手转圈圈。每当老师喊出一个数字时，孩子们需要思考自己和谁能够通过“加减乘除”得到这一数字，并赶紧和对方抱成一组。这个游戏既有趣，又能练习计算，孩子们玩得哈哈大笑，十分投入……

伴着欢声笑语，马伶菊从居委会拿来一个袋子，掏出几份记录表格和一沓花色各异的小本子。翻开表格，一条条针对每个孩子每次参加“四点半课堂”的表现，如是否坐姿端正、书写工整、使用礼貌用语等均详细记录在案。小本子上则是孩子们自选图案所盖的“奖励印章”，小小社区课堂透着不亚于校园的正规劲儿。

■不再“放羊”

社区课堂让家长更放心

下午五点半，参加托管的一年级学生刘星语的父亲刘洋来接女儿，小姑娘正埋头制作一幅雪花泥填色画。这是杨老师为当天课堂安排的手工环节，她特意带来多份填色画框架图，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后，使用颜色各异的胶泥按已有线条平平压入相应位置，即可得到完整漂亮的立体图画。

见女儿如此专注，刘洋没有上前打扰，站到角落默默等待。他告诉记者，这几天自己刚好休息，若在平时，两口子下班到家都要八点多，只能奶奶去学校接孙女。虽说还算有人能接，但只是简单地接回家，奶奶要忙着做饭。更令人挠头的是，没有父母看管，孩子作业常各种拖拉，有不会的地方老人也无法辅导。

因为妻子的姥爷在附近住了几十年，通过关注和照看辖区老人，街道工作人员对刘洋家中情况比较了解。4月初“四点半课堂”刚创立时，便询问他是否需要让女儿参加托管服务。“我一听可太好了！”刘洋坦言，即便有老人接，自己当时也正在考虑，是不是要给孩子出去报个托管班。“有小伙伴一起学习、做活动，肯定比她自己在家‘放羊’有意义。”

几个月“四点半课堂”参加下来，孩子的转变让刘洋很是惊喜。“如果当天安排写作业，基本在托管班就能完成。遇到活动日的话，她回家也能记得第一时间做作业，不用我们再督促，不会的地方还会标注出来，感觉习惯好了很多。而且社区的场地、人员，都比校外机构更加放心。”

这也是四员厅社区书记刘艳霞想要设立“四点半课堂”的初衷，“并不是单纯考虑孩子有没有人接，而是接出来到家长下班这段时间，希望解决孩子孤独、散漫等问题。”她表示，孩子坐在一起有了监督，就会相对自觉，且附近物资学院的大学生、老师还会不定期到社区进行义务辅导，一些难点也有了解决途径。

当然，对于没有老人帮忙的家庭，“四点半课堂”就更给力了。刘艳霞介绍，有两位学生就是妈妈在附近工作，以前每天要将孩子从学校接到单位，一边照看一边坚持工作。有志愿者帮忙，她们免除了后顾之忧，回到家也更省事省心。

■填补空白

给孩子家长多一个选择

与四员厅社区的“四点半课堂”类似，在瑞丰社工“小太阳”儿童之家，也有这种安排了活动或让孩子们统一复习、写作业的托管课堂。只是疫情以来停了一段时间，恢复后暂时没能很有规律。瑞丰社工副总干事王科介绍，最近一次活动是在6月初，教孩子们打非洲鼓。“疫情前每周三、周五，学校上半天课时，课后孩子们都可以到儿童之家来托管。”

略有差别的是，在“小太阳”儿童之家，托管时虽无需家长陪同，但从学校过来的路上，仍需要由家长接送。王科回忆，若再向前追溯三四年，儿童之家也承担过一段时间的接送工作。社区里老党员排成班次，轮流在活动日当天，从3个学校接来十余个孩子，最远的距离将近一公里。

这样的接送前后持续了约一年半，待孩子们升入中高年级，渐渐脱离儿童之家的服务范畴，老党员们就不再接送了。但王科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之一，她坦言，接送孩子不收家长费用，由瑞丰社工从项目经费里为志愿者发放每次30元的补贴。“老党员们真的很辛苦，中间可能再给孩子买点儿吃的，这30元只是一份心意，但还是会有个别人指指点点，觉得他们为了钱去做这些事。”

此外，接孩子放学，说起来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可若是接别人的孩子，“风险”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那几百米，怎么走能最少过马路，都要好好设计。”王科回忆，儿童之家负责接送的那段日子，每天到了接孩子的时间，自己全程要和老党员们联系，确认是否接齐、是否开始往回走……没到之前始终心神不宁。

基于这些感悟，针对孩子课后去处问题，王科认为首先应将需求分类，进行细化。“有的家长能够全职接，有的老人接到家孩子可以自觉学习，有的在外面报了辅导班……可能真正需要帮助的，就是家长老人都接不了、也没法送托管的孩子。我们要做的就是填补空白，为大家增加一个选项。”

虽然老党员接送并未一直延续，但王科仍将其视作较为可行的举措，还可以考虑同一所学校的几位家长结成一组，轮流负责接送。“只是政策上大概要有一份顶层设计和一些规定动作，搭起来框架，具体专项服务可以慢慢添加。”

和刘艳霞理念相近，王科也认为“接”只是“放学后”的一个环节。后续接到哪儿、做什么，都应纳入整体考虑。“其实现在很多社区公共空间，比如党群活动中心、孵化中心等，并没有运营得非常充分，可以尝试作为具有公信力的空间来使用。另外北京在推社工中心的建设，未来每个街道（乡镇）都要建设社会工作中心。由社工中心出社工，结合专业机构共同运营，应该是值得探索的模式。”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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