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幼时，对事物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这即是天性又是童性，我也不例外。

人在年幼时，对事物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这即是天性又是童性，我也不例外。幼时因为好奇顽皮，没少被父母训责，但却丝毫没有收敛。那时我还住在本家的府邸里，正房自然是祖父住着，其余的东西厢房则按辈分安排。在我的记忆中正房的客厅是最华丽的，但也总有股子潮味和膏药味。一推客厅门便能看到大不列颠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钟表耸立正对面，钟表上方悬挂着一幅乾隆帝的御笔狩猎图，据父亲说这幅狩猎图已经碎裂了，只是镶嵌在画框中看起来还算完整。钟表两旁设有红木质的多宝阁，各式各样的老旧的物件有序的陈列在其中。它们以明清时期的瓷器居多，那时的我常常仰着头，隔着上锁的玻璃门，对着这些未曾触及过的物品投放出好奇的眼神。而家中有一物件勾起了我的童趣，它摆在众多瓷器中显得格外突兀，年幼的我叫不上这东西的名字，满心只觉得这粗短的木棍像大象的卷鼻子。在客厅的左侧摆放着两张红木质的太师椅，两张椅子间夹着一张配套的圆桌，圆桌后壁上挂着一张末代皇帝为我曾祖父题写的御笔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克己复礼”，这大概是对曾祖父的评价。祖父常坐在客厅里品茶，转眼见我盯着此物，便笑着对我说：“这是梅兰芳的烟斗儿。”

梅兰芳?烟斗儿?这似乎并不是我那个年纪里该关心的，只是呵呵一笑就跑出客厅到院子里玩耍了。

十几年前的北京胡同里热热闹闹，每家每户大多都认识，但又不称呼对方的真名字，于是便叫着不知道谁起的“绰号”，这一叫就是好些年，被叫的人也默认了这个称呼。卖菜与磨刀的叫卖声格外悦耳响亮，见面哈个腰问个好想必是不可少的，卖菜的推着一辆二八车，车后座别着两个用竹条编制的大框，里面有少几种的应季蔬菜，沿着胡同的头一直叫卖到尾。这也算是老北京的一种“文化”吧。每天下午父亲会领着我到东直门外的桥头，那是大伙茶余饭后的聚集地，小孩们放着用大纸或黑色塑料布粘在已经固定好的苇杆上做成风筝，桥下的河边坐着一排老人钓鱼，可别小瞧这绿油油的河，里面藏着不少的“好东西”，但他们并不是真正为了钓鱼而来的。大家其乐融融的闲聊着东家长西家短，在科技并未普及人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这就是丰富生活的最好项目。

看京剧听评书是我家不可替代的“下饭菜”，或打开电视播到戏曲频道观看京剧节目，或拧开天线拨开收音机听着单田芳先生的评书。一大家的人坐在客厅里无声的下饭，偶尔能听到祖父的咳嗽声。饭后的闲暇时间，祖父会抽一袋烟，填烟草时会先把烟袋朝下向椅子手上磕磕，把上次没抽完的残余敲出来再填满新的烟草。家中烟袋锅子约有十来把，祖父经常换着抽，而烟斗只有一把摆在多宝阁里，那就是 -- "梅兰芳的烟斗儿"。

我家与梅家素有交集，大概从光绪年间就有往来，算是世交，只不过在战乱的年代中，少了一些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回到北京，两家就联系就密了些。祖父常被邀去做客，逐渐就与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成为了挚友，此后时而邀请祖父与其他好友到家中闲聊，饮用些清热的药酒或青茶。

梅兰芳喜烟，祖父也是如此，两人相同却又不同。梅兰芳喜欢抽烟斗，而祖父会更喜欢抽的烟袋锅子，外形不同，抽起来的方法、味道也是天壤之别。梅兰芳先生的烟斗相对做工比较精致，与普通的烟斗不尽相同，时髦的来说属于定制款，大多烟头和尾杆采用石楠木打造，中间杆部采用透明树脂工艺，杆前内镶一朵梅花以示身份。梅兰芳先生常请祖父尝试烟斗，可都被委婉拒绝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梅兰芳先生逝世后，祖父常叹时间如水。自此两家来往便又少了些，但也会偶尔串门，与其子梅葆玖叙叙往事、趣事。梅葆玖后来两次迁居，祖父都去帮忙整理。梅葆玖在搬家的过程中将其父的烟斗赠予我祖父，这次与以往不同，祖父收下了。

二十一世纪初，祖父将这把烟斗交给了我父亲，如今父亲又将它交给了我。据父亲回忆，祖父一直将这把烟斗放在显眼的位置。

时间或许会冲散很多的人和事，如今我们两个家族已经没了联系，以上所述也只是父亲的回忆，故事就此结束，祖父也已经离开了好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