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查——

十余年间，近百万古籍全面摸底

“都来看看”“这是宋代的刻本啊”……在某大机关图书馆一处小房间里，一套珍贵的宋刻本古籍显露真容。几位普查员边做登记，边欣喜地轻声探讨着；

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乾隆时期内府藏书《班马字类》上的几枚玉玺印章，也引得普查员端详良久。“一般收藏到特别珍贵的书画作品，乾隆皇帝才会盖上他这几个章。”

谈到同事们在工作中时而遇到的“高光点”，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邸晓平语气清淡，眼角眉梢却不自觉浮上笑意。对古籍普查工作者而言，无论见到稀有的宋刻本、明刻本，还是此前未曾谋面的新成员，都是工作中的“小确幸”。这种因热爱带来的喜悦，随机、真实而又波澜不惊。

在古代文献领域，将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称为古籍。若再细分，清乾隆六十年之前的一般称为善本，之后的则为普本。邸晓平介绍，2007年伴随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首都图书馆于2009年正式加挂“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牌子，肩负起本馆和全市的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

概括来讲，古籍普查即为古籍“上户口”。普查员需要去到各家市属古籍收藏单位，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中学图书馆等，一本一本对所藏古籍进行登记。邸晓平介绍，每一种古籍都至少要摸清并记录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及著作方式、版本、册数、存缺卷数和破损情况等基本信息。再复杂一点，其序跋、版式、印章、开本尺寸等也要进行留存。

十余年间，阶段性外出到其他单位“上班”的普查员，就在一个个或宽敞或逼仄的房间，围着桌子不断重复鉴定、登记的程序。屋内安安静静，窗外日升日落。靠着这支仅有数人的古籍普查小组，京城四十余家市属古籍收藏单位、近百万册古籍藏书得到了一轮全面摸底。

身份鉴定，线索细节需扎实确认

拿到一册古籍，要如何鉴定它的身份？对历史文献相关专业出身、又比较有经验的普查员来说，如果书籍品相较好，大部分信息可以直接从其本体得到。但若书籍题名页不完整甚至丢失，确认它的“户口”则不亚于一场小型探秘——

一册题为《旧学四种》的线装古籍上，没有作者姓名和出版商信息，线索仅有作者留下的一个“号”——东海褰冥氏。普查员不慌不忙，拿出工具书《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进行查询，得知“东海褰冥氏”是清末时期谭嗣同的别号。再搬出《中国现代人物大辞典》比照，在谭嗣同的词条下确认，“东海褰冥氏”正是谭嗣同的“别署”。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史丽君介绍，古籍普查工作中的另一难点，在于仿刻本，翻刻本的区分。“比如有个清康熙的本子太流行了，其他人就仿刻或翻刻一下，还会特意做旧，不进行细微比较很难看出差别。”纸张、字体、序跋、藏书章、版刻风格……古籍上的线索草蛇灰线，均是同等重要，任何一处都需细细考察。

在史丽君看来，古籍普查工作像清水一样单纯，也可以说略为单调，但大伙儿依旧会有各自的“兴奋点”，如同珍珠散落，为日常平添亮色。

于她而言，喜欢去发现书中的前人批校题跋。“有些古籍流传有序，可以把它想象成二手书三手书，有些宋刻本传到现在可能历经十余人之手。通过批校题跋会知道谁曾经看过这本书，当时的心情和认知，我跟谁看的是同一本书……今古重叠的心境是很奇妙的。”

此外，普查中常需记录序跋和印章，它们往往使用草书、篆文，古籍行文中也常会用到异体字，并不十分容易辨认。每每识别出这些信息，都会带给史丽君“应用纯粹知识”的最直接的成就感。“这时候会觉得孔乙己‘回字有四样写法’，在我们这儿还挺有意义。”

修复——

精修细补，“掉渣”古书获生命延续

挑高房间里摆放着几张宽桌，阳光透过窗子倾泻而下。向外望去即是车水马龙的三环路，屋内众人各自伏案，默不作声沉浸在手头忙碌之中。这里是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古籍修复室，日常清点普查中发现的破损古籍会被送至此处，经一番“诊治”后焕发新的生机。

52岁的修复组组长刘晓羽身穿蓝色罩衣，守在角落水池边，全神贯注用木棒来回“擀”着浅盘里浸泡的纸张。它们平平摊开，一张张错落叠放，受到轻压时，纸张上的污渍便被清除……这些纸张来自受天坛委托修复的《太常寺则例》，刚送到时纸张酥得翻起来甚至会“掉渣”，修复组决定对其进行较为彻底的“医治”。

刘晓羽所做工序称为“清洗脱酸”，是制定方案、拍照、标序号、拆封等诸多准备工作过后，这套清代古籍迎来的一道重要修复步骤。纸张还能放水里洗？“古籍用纸和我们现在日常的纸不一样，古法造纸就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嘛。”刘晓羽介绍，“健康”纸的PH值应在7-8，《太常寺则例》酸化严重，PH值仅为4.5。将它们浸泡在热水中，加入氧化钙，可以起到除污除酸的作用。

清洗脱酸完成后，将水篦出，静待纸张至八分干，趁着“潮乎”状态下的韧劲轻轻分开晾干，整个过程手法必须稳之又稳。

接下来，便可视每页古籍的破损状况灵活修补了——特别脆弱的纸，其背后要再覆上一张薄纸整体加固，称之为“托”；古籍均为单面印刷折叠装订，中间位置磨损欲裂的，要用薄纸再粘一条，称为“溜口”……

最常见的，还是对于页面上出现的破洞进行修补。修复师用小麦淀粉调制成“浆糊”，选取与破损古籍纸张类似薄厚、材质的纸，手工染成最接近的颜色，一点点精细补在破损处背面。这是项相当费时的工序，遇到虫蛀严重的古籍，页面上孔洞如同筛子，修上一页至少需要个把小时。

为了避免修补后因薄厚不一产生凹凸感，补完的每页纸张还需喷水并使用重物压平，再折页压实，经草订后正式装订。是否牢固、是否平整、书口是否端正……修复组成员完成的每一本书，最终都要交给刘晓羽进行检查。原本“风烛残年”的掉渣书，如今拿在手中平整洁净，又最大限度保留了“古气”，将延续至少50年的寿命。

“上交之前会尽量多看几眼”，刘晓羽目光扫过几本修完的古籍，流露出慈爱的神情。“对我们修复师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可不就在完成后，觉得还‘挺成功’的一刹那。”

词源校记二卷修复前

词源校记二卷修复后

勃勃生机，了解热爱耐得住寂寞

十余年古籍修复工作开展下来，队伍中曾有过“青黄不接”的时候。但近来伴随古籍保护与高校联合，不断扩大人才培养，这一行业也显露出勃勃生机。

26岁的女孩刘鎏一袭白衣，温婉恬静，去年从社科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毕业后，即进入到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古籍修复组。刘鎏本身有美术功底，对书画古籍有特别爱好，读书时曾跟随故宫修复师学习书画修复，早已预知修复工作的大致日常状态。入馆工作后上手快，更重要的是有了解和热爱，才耐得住寂寞。

“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带动了后续一系列项目，比如人才培养、古籍修复用纸的制造、技术的回溯，再到古籍影印出版数字化等等，是一个延续的整体。”史丽君坦言，理想中的古籍使用状态是最大限度对古籍进行影印化、数字化，为普通大众在利用古籍文献内容上提供便利，摆脱对古籍本体的依赖。而古籍本身，则和钱币等实体一样，作为文物进行妥善保存。“就像观众到博物馆里看瓷器，也只是欣赏，不是说非要打开柜门去触摸。”

此外，古籍的普查与修复并不仅局限于“公对公”，普通市民家中存有古籍，如有需求也可带至古籍保护中心进行登记、修复，获取专业的古籍保护。通过十几年的古籍普查保护和宣传推广工作，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让更多人了解和熟悉了古籍，有效促进了公众更好地了解和支持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保护工作，并使广大读者形成了科学的文献观，也成为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成员。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魏婧